百年动荡中的一个淮滨医生家庭

秋岗 · 发表于 2020-10-14 12: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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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来淮滨地域民众经历的变化前所未有，他们有幸福平安的美好愿望，亦有压抑苦难在心中，个人、家庭的浮沉无不反映出时代的流变，本文介绍淮滨一个中医世家四代人在各个时期的坚守，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事情。

一、清末民初

今日淮滨老城关东区，也就是老三八门市部往东，是过去的乌龙集港北。南大埂五号码头豁口往南，是商业更繁荣的港南。

（民国初年淮滨地图）

（民国时乌龙集港南区域位置）

（民国时乌龙集港北区域位置）

   位于淮河北岸的乌龙集，码头帆船点点，最盛时，河下住船达两千多只、停排三、四千对, 沿河上下船排延续十多里，喧哗之声二、三十里外隐约可闻。清末民初的乌龙集故有“小湖广”、“小扬州”之称。乾隆皇帝批准了把光州府（统辖商城、息县、固始、潢川一带）分州衙门设在乌龙集。港南在淮河的冲刷下早已毁灭，受淮河北移影响已沦为淮河河道。

   乌龙集的对岸，是谷堆和涂营地区。清末民初的谷堆是豫皖边界一个繁华的集镇。一条大街横穿东西，商店林立，居民千户；淮河环流，往来船舶如梭；四时渔歌荡漾，周围稻米飘香。每逢集日，街上行人熙熙攘攘，磨肩接踵；大鱼肥鸭，猪肉鲜蛋，比比皆是。渔歌声，叫卖声，艄公的吆喝声，夹杂着议价声，把这个美丽而富饶的集镇装点得格外热闹。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在淮滨谷堆乡申湾村的周姓医生家庭，一个孩子出生了。这个孩子的太祖父、祖父、父亲皆为乡村中医先生。为延续周家世医行业，其父周白斌从自己名号中择字，为其取名“少斌”，旨在“望子成龙”，期待“周少斌”成为周家医业的继承人。

   其重孙在收拾他的旧物时，看到他书的封面写着“周少宾”，字建文。至于名字是“斌”还是“宾”，已无从考证。

这些旧物中有一份民国时期的遗稿，

100年前周家的老契约

泛黄的纸上开头便是：“盖闻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自古天道有然、人事何独不然？向吾宗祖……”

   天下形势分分合合，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呢？周家族人在契约是约定了田地、园子、宅基之分割与用途，后面也表达对侵占者的处置办法：“起首攻奸”。时间落在了民国九年，也就是1920年，适逢北洋军阀混战之乱世。淮滨地处省界三不管地带，地方家族不抱团、不互相关照难以维持生活，虽然出现家族抱团会导致地方公平失衡，但这却是一个时代的生存选择。

   周少斌自幼受到世家医道的影响和熏陶，且进过私塾学堂，有一定的学问基础，聪颖开悟，精明远见。成年后，立志不负所望，随父学医、行医，熟练掌握了周家世医长于内科病及各种疑难杂症的治疗技术。父子常常或同行出诊，或各自出诊，救治乡里乡外无数患者，尽其所能解除患者病痛。被百姓称之为“双斌”父子名医。周少斌远见卓识，博采众长。在周家医科专长的基础上，积极探究和实践对妇科、儿科疾病的治疗，均取得了良好的成就。

二、国民党统治下的淮滨地域医疗

   战争愈发激烈，军阀、流窜土匪、地方民团、日本人、国民党等各路人马轮番侵扰掠夺。在建国以前，淮滨地域的医疗条件很简陋，技术力量薄弱，以中医为主，中医中药人员仅有108人。乌龙集是息县的一个区，官方有时称之为“淮滨镇”，有时又称之为“乌龙区”。

   乌龙集及周边没有官办的医疗机构，药铺和诊所皆系私人开业。行医方式以行医兼卖药，诊病收脉礼、背褡子下乡、坐堂行医为主。人员分散、脉礼、药费昂贵，医疗水平较低。民国时的乌龙集，中医行医方式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是行医兼卖药。在集镇上没有门面，且有“字号”，在民众中享有一定的信誉。如“张法洲”天德堂，“朱丹峰”的“卫生堂”。
二是行医不卖药。这些医生多半是家庭比较富裕，或是不以医为业者。他们往往是病家请才前往诊视，如老中医 “王亮初”。
三是坐堂医，就是开药店的主人把医生请到自己店里给病家看病，借以增加卖药收入。平时不管吃，逢年过节给医生礼物作为酬谢。

   乌龙集镇上有中医药店七家21人，门面房15间，乌龙集周围较大集市分别设有中药店二至三家，他们对中药的切、铡、炮、制比较讲究，以保持字号信誉。群众治病基本上是采用中医中药。周少斌在乌龙集港北创办《卫生堂》，为人看病。

   药店在当地百姓口头上有“小药店”（也称“小药铺”）和“大药房” 之分说。说其为“小药店”，是因其店面小，虽然面临街市，却多为自家商、住两用房，或半间，或一间店面。而且，药店投入的本钱少，只是零售些一般应急普通药物。按百姓说，就是一些伤风感冒，头疼脑热的“小药”；冠以为“大药房”，也称“大药店”，是因其店面多，一般都在两三间通联店面。有的是自家的门面房；有的则是租凭的门面房。这些大药房都各自冠有自家的商号，彰显实力。门头上匾额古朴、大方，各具特色，商号蕴意深长，书字遒劲、舒展；店堂内几案洁净明亮，药厨整齐排列，药标醒目，书体工整。

   其中较有名望，叫得响的商号药房有熊义甫的《立顺堂》，乐敬之的《长春堂》，李耀卿的《万盛堂》（李耀卿，妇科名医，1952年调到刚组建的淮滨县医院），张法洲的《天德堂》，张允钊的《明德堂》，任延青的《延寿堂》，毛世臣的《毛氏药堂》，周少彬《卫生堂》。这些药店的经营各有自己的特点。大致可分为三类形式。一类是单纯卖药；二类是店主本身是从医先生，即看病，又卖药；三类是延医坐堂，看病卖药。

      这些商号药房都很有气魄，经营比较规范。大都经营中药和中成药。其药大都来自安徽毫州和湖北汉口药材市场及由淮河水路从江南采购；而或也零购少量流动药商的药材。而中成药品即有外购，又有自家按方配制。

   这时期的中医分科有：内、外、妇、儿、喉等科，淮滨全县的中医人员中大部分有一定真才实学，在群众中享有一定的声誉。

      乌龙集地处河南和安徽两省交界，解放前夕，每每祸害乌龙集的土匪大多是安徽来的流窜土匪。土匪马队昼伏夜出，个个身挂枪支，半夜突袭，几十匹的马队，汹涌而至，呼啸而去，沿途烧杀抢掠，防不胜防。土匪们心狠手辣，不计后果。他们白天放出“眼线”前往乌龙集“踩点”，也称“吊线”。深夜，便由“眼线”导引，席卷而来，破门而入。匪徒们一闯进屋，便拴住房门，把房主一家人控制起来，立逼交出钱财。主要指银元（俗称“洋钱”、“钢洋”）和流通货币。同时匪徒们到处翻箱倒柜，搜寻财物，若达不到目的，便把家人中的男女拉出，扒光衣服，捆绑起来，吊在房梁上，用手中火把往被吊人腿裆部或身上烧烤（俗称“燎”），燎得被害人哭爹叫娘，家人呼天唤地，其残暴灭绝人性，惨不忍睹。撕心裂肺的一声接着一声惨烈的号叫，划破夜空传遍乌龙集的大街小巷。受害人往往被土匪烧燎的奄奄一息，生不如死。乌龙集上的木匠马家，炸油条的方家，医生徐家等数人都惨遭不幸，几乎丧命。

      那时候乌龙集有一位擅长医治烧、烫伤的医生，街邻们都叫他“高当家的”，是早年从北方逃荒过来定居在乌龙集的，是一位骨科世家，擅治外科伤病，并制得红黑膏药，红治眼疾，黑治痈疽。高当家的还有一套医治烧、烫伤的绝技。凡经其受医治的烧烫伤荒着愈合快不发炎不留伤痕。此人医德高尚，心底慈善，轻利重义。每遇到被土匪残害的乡邻，他都竭尽全力治病救人，甚至让患者住在自己家中疗伤。患者痊愈后，他根据患者家庭经济状况，或很少要钱，或分文不取。乌龙集街面受其恩泽者众，口碑极好。

      当时的亚洲第一大城市上海，1933年有中西医师合计 613 人，而到了 1948 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西医 1 081 人，中医 3 067 人。作为穷乡僻壤的淮滨地域，西医直到1938年才传入，且寥寥无几。

   1938年秋的一天，淮河上传来的一阵阵汽笛鸣响，从淮河下游搭乘百艘汽艇的侵华日军抵达乌龙集。当天，日本的士兵就在乌龙集及附近驻扎下来。有一部分日本兵住在了港南街公所里。（港南：今淮滨城关东区南大埂往南5号码头附近，已被淮河淹没）

      大概是半夜时分，有一个日本兵“哭爹喊娘”地叫了起来。天明，这个士兵被抬到了院子里，在地上翻滚，仍然嚎叫不止。街上许多人远远地在公所门外往里张望。

   看到那个日本兵的症状，有经验的乌龙集人一看便心中有数，这十有八九是被蝎子蜇了。可谁也不敢上前去说这话。就见一个像是军官的日本军人，两手不时地比划着，嘴里不停地叽里呱啦讲着什么，并来回走动。突然，他歇斯底里的吼叫了几声。接着就有几个士兵就把那个倒地的士兵架了起来；架到了公所院的大树下，用绳子绑在了树干上。可能是那个士兵明白了什么，疯狂地拼命挣扎，嚎叫的更加凄惨。接着就有士兵拿来了油桶，往那士兵身上泼洒之后就点燃了。熊熊烈火中，只听到那个士兵绝望中撕裂心肺的嚎叫声，惨状目不忍睹。百姓们吓的纷纷散去。那个士兵被活活烧死了。事后，人们猜测到，一准是那个日本军官怀疑那个士兵，被传染上了不明疾病，怕再传染给其他士兵，才做出了这灭绝人性的罪孽。可见当时日本军队在乌龙集的医疗水平并没有好到哪里。

   也就是在1938年，淮滨地域开始出现西医，军医张鹤洲返乡开业，从此，西医传入栏杆集（淮滨栏杆）。他运用西医药知识为患者诊治疾病，在方圆几十里有名。1943年军医黄继初来乌龙集开设私立医疗诊所。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西平县人朱心斋在乌龙集街上开办第一家西药店。西药品种有限，如头痛粉、万金油、人丹、七厘散、十滴水之类。此时乌龙集的西医仍然寥寥无几。

   至解放前夕，乌龙集已经破败不堪，到处是战争留下的创伤。国民党执政淮滨地域的时代，无官不贪，政府本应是老百姓共推出来代理自己处理公共事务的，却逐渐变成特权阶层盘剥百姓的工具，苛捐杂税沉重，灾荒、饥饿、疾病接踵而至，百姓敢怒不敢言，社会动荡，一片凄惨之景。

      建国前疟疾流行频繁，百姓饥寒交迫，患病无力就医用药，只好求助于鬼神。诸如：砍影子、拴麻绳，扎红线或红布，跑痹寒（bi han），躲老瘴等，真是无奇不有，虽然办法多种多样，但无效果。1947年秋，桂花毛庄子有一个19岁的姑娘，打了几场老瘴，躲老瘴藏到邻居家一间暗屋里，其家人都下地干活去了，待偏午收工回家，发现姑娘死在床上，引起一场纠纷，造成家庭悲剧。

   由于民众缺乏卫生科学知识，巫医神汉也借此愚弄乡里，骗人财物，每遇瘟疫流行只得坐以待毙，民众处于缺医少药的困境之中。

三、建国初期加入淮滨县医院

   淮滨县人民医院，其前身为淮滨卫生院。1952年6月，淮滨行政办事处拨款，派刘绍武、王林负责筹建“淮滨卫生院”，刘少武任负责人。工作人员来自潢川行署治淮指挥部医疗队，该队大部分是组织当地的医药卫生人员，治淮结束后，被吸收录用；一部分是上级卫生部门主管部门调来的正式医护人员。原址位于城关东大街路北的一个民用宅院内，占地面积400平方米，房屋27间，均为土墙草顶土地坪，内有9间为竹制门窗，结构简单。内设门诊、药房、换药室、挂号室。1952年8月淮滨建县后，改为“淮滨县卫生院”，是淮滨第一个公立医疗机构。

建国初期的淮滨县医院

   从1952年开始，淮滨地方政府将民间的个体中医药人员陆续组织起来，建立集体所有制的联合诊所。县卫生院专门成立了中医门诊部，并吸收中医人员参加工作，1952年周少斌被调到县卫生院坐诊，为主治中医师；

   1954年医院搬迁至城关港南街（今南大埂五号码头豁口往南，已被淮河冲毁，），院址坐东向西，占地3900平方米。共有房屋62间，其中砖墙草顶11间，余为土墙草顶，土地坪，内外白灰水粉刷。南邻港南街小学校（淮滨城关一小1950年代的名称），东邻顺河街（并非今日的顺河街，老顺河街在五号码头往东，已沉没于淮河河滩），北界淮河分叉故道。

   自1954年到1956年，淮河连年泛滥成灾，因院址距离淮河过近，年年受到洪水威胁，医院考虑搬家。1958年及以前，淮滨城关西大埂在“滨城商业中心——东大街——交通巷”一带，这里过去是乱坟岗。

   今天的淮滨县第二人民医院位置，在1958年此处位于西大埂之外，是淮滨县食品公司养猪场，1958年淮滨县卫生院搬迁至此，4月，淮滨县城关红十字医院并入卫生院。

   1958年5月15日，政府决定将卫生院改为淮滨县人民医院，属县政府卫生科（卫生局、卫计委前身）领导。1960年“信阳事件”，淮滨人口锐减，淮滨被撤销县治，行政建制划归息县、固始。淮滨县人民医院改为息县第二人民医院，1962年，淮滨县治恢复，又复名淮滨县人民医院至今。

1958-1959年的淮滨县人民医院

      在建国初期，当时周少斌医生没有被划分成“地主阶级”，属于“自由人”。后来在淮滨县人民医院工作时，工资当时73元（年代不详），和院长一个级别。头衔方面，当过淮滨县人大代表，具体哪一届已不得而知。周医生对疑难杂症，妇科，儿科比较擅长。

      以前有个杨姓经理的家属（年代不详），得了妇科病，几付药下去，就药到病除。有个妇女得了妇科病，打很多天青霉素也没用，可以说，病入膏肓，危在旦夕，观察看看嘴唇还有水，说还有救。用一个比较奇怪的药引子，就是用她自己穿的内裤，烧成灰，加入煎制好的中药里面，几副药下去，竟然痊愈。周少斌的学生曾回忆说他就是对疑难杂症很厉害，危重病人，把脉之后，往往就能判断生死，是否有救，能活大概多久。以前老医生基本都是凭经验中药，至于理论，则难以系统讲述。

      说到用内裤，周少斌医生的重孙周锟回忆：“我买过一套本草纲目，里面各种奇怪的东西都可以用，比如内裤，月经带，骷髅头。所以说到那个妇女用自己内裤，我就想，以前的老中医，可能一直就是循规蹈矩，遵守古人经典，在今人看来，很玄学，认为是迷信，渐渐抛弃的方法，其实，是真有用。怪病怪治，可能是这么原因。”

   在1952年淮滨县医院建院初期，医疗器械仅有一台卫生厅配备的德国产显微镜，1967年购置日本产奥林巴斯牌斜式显微镜，到了建国二十年后的1969年，显微镜仍然依靠进口，又购入一台日本产奥林巴斯斜式显微镜，每台价值1200元。到了1980年，人民医院才购入国产显微镜4台。

   1957年“反右”，淮滨县人民医院医生王定亚，因曾当过国民党军医，并有“美国人在中国办学校也是为中国培养人才”、“日本的医疗器械好”所谓崇洋媚外言论，被划为“右派”。尽管受到人身管制，屡遭批斗，但他依然恪守医道，忠实的为世人救死扶伤。

   如何看待发达国家科技领先的意见，成为了内部斗争中扣帽子、打击的理由。给今日之反思，理应抛弃成见，坦然面对现实差距，敬职敬业，不卑不亢奋起直追。

四、老医生的师徒式教育

1965年，为抢救和传承名老中医宝贵的医疗技术遗产，经上级指示，实行优惠政策，倡导名老中医以师带徒，1965年从淮滨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了9名青年跟师学徒。周少斌慧眼识才，收下了得意门生李继圣作为“关门弟子”。

这几位青年是幸运的，大多成了淮滨本地颇有名气的医生。而晚他们一届在1966年毕业的淮高学生，则没有那么幸运。时年淮高共有学生250名，每个年级不到百人。1966年6月，高三还有一个月参加高考，上级派工作组进驻淮滨高中，青年学生们突然就被卷入文化大革命。

文革爆发的历史背景极其复杂，淮滨城关斗争之激烈令后世震惊。《淮滨县志》记载：

1966年12月，淮滨各学校“停课闹革命”，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战斗队，批斗教师和学校领导干部，冲击淮滨县党、政机关，揪斗所谓“走资派”。

1967年1月1日“淮滨县无产阶级联合司令部"等群众组织成立。24日，受上海“一月风暴”影响，部分群众组织对县党政机关进行“夺权”，领导干部靠边站，各级党政机构瘫痪。

1967年2月在派性斗争中，“无产阶级联合司令部”垮台，“人民勤务总部”成立，掌管淮滨县党、政大权。

1967年3月“人民勤务总部”垮台。县人民武装部开始介人“文化大革命”，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负责全县党、政事务。

8月“河南二七公社”在派性斗争中获胜，“河南二七公社淮滨总部”成立。

9 月“二七豫南分部”亮出旗号，与“总部”对立。

1967年10月13日，“河南二七公社淮滨总部”抢了县里的军械库，抢走长、短枪690支，手榴弹数箱，各种枪弹1万余发。20日，二七豫南分部发动数万农民进城，要求“总部”交枪。进城农民与“总部”发生冲突，数人受伤。

12月8日“总部”则用武力攻占“豫南分部”占据的淮滨手工业管理局大楼，淮滨派性斗争达到高潮。

淮滨县人民医院的魏澣瀛先生，是淮滨建县历史上最伟大的医生。出生于光绪十七年的中医世家，目睹了淮滨地域的教育缺乏，文化落后，民情低沉的社会现状，时刻惦记着教育办学、育人救国的事，随即辞去在省府的职位，前往乌龙集（淮滨城关）建设家乡。魏澣瀛开乌龙集新式教育之先河，免费教育、以医养教的义举收到了地方士绅、商贾、民众及地方政要的尊敬和认可。除了教学外，魏澣瀛先生仍操医业，治病救人。面对百姓的疾苦，魏澣瀛通常以救人为重，全力救助治疗。

在文革初期，魏澣瀛先生家藏近万册的善本图书及平生著作、医案、教案、讲义资料等，已经被查抄。在1968年淮河洪水淹没淮滨县城时，其年迈之躯竟被逼困在树杈上煎熬了两天两夜。洪水退去后，年近八旬的魏澣瀛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屋里，尤以痛上加痛的是，唯一幸免查抄的图书又被洪水浸泡，更让他伤心至极。洪水褪去没几天，终因心力交卒逝世。魏澣瀛先生是一位德艺双馨的名医，也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志士，他一生执着于施教立人，救死扶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

中医师徒式教育, 徒弟师从老师, 不仅学习医学理论, 更重要的是拜师第一天开始习医者就必须接触病人。便于潜移默化, 言传身教。中国古代由于家族保护主义而形成的“ 传子不传女” “ 传内不传外” 等观念的影响, 使医学经验交流受到限制, 更有一些宝贵的诊疗经验出现失传的遗憾。随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有地方领导干部的远见，有老医生的智慧和开明，学徒的勤奋和本分，中医开始得到发展和进步。

李继圣，乌龙集生人（今淮滨城关人），系淮滨县高中第四届毕业生，文化修养颇深，聪颖悟道，深得周少斌先生之真传，并承袭先生之医德，辨症施治，博采众长，很快成为淮滨县人民医院的中医名医、主治医师；也成为了周家世医嚷一一位外姓的优秀传承人。

除了周少斌之外，乌龙集妇科名医李耀卿也从淮滨高中收了徒弟汪化龙。汪化龙是乌龙集（淮滨城关）生人，淮滨高中第五届毕业生。天性沉稳、持重，从师学医，虔诚、执着，除认真研读中医之药典外，时时关注老师望闻问切、辩证施治的临床实践，终得中医内科之“正果”，成为一位优秀的“科班”医师。

周少斌在淮滨县人民医院工作到80岁，患病瘫痪。瘫痪躺床八年期间，仍然救人无数，尤其擅长妇科，儿科内科疑难杂症。据说，无数疑难杂症，无法救治患儿，三两付药，就能药到病除。

周少斌先生医道精深，医德高尚，始终都把治病救人作为自己的天职和本份，且待人宽和、真诚，受到世人好评，周少斌于1981年病故，与世长辞。

去世几十年后，仍有以前就医者去村里寻找其后人看病。2010年左右，有个50多岁妇女，在初婚时患病，不孕不育，经调理，不久怀孕得子。三十年后，女儿得妇科病，又想起来他的后人，问到村里周姓医生，得知为周少斌后人，也很信任，拾了两付中药。有个小孩，肚子鼓胀，皮包骨头，家里人打气说，不如扔了，不想再治，诊断为肚子有虫，遂开几付中药，小孩据说拉了半铁锹虫，小孩痊愈。还有一个中年男子，胆结石引起全身黄疸，发烧。门口支起来一口大锅，中草药煎煮，嘱咐，肚子有空就喝，连续半月，痊愈。至今几十年，身边有肾结石，胆结石病人，便介绍给他家后人来医治，屡屡效果满意。

在2020年夏天，已经76岁的李继圣医生面对周少斌重孙的拜访，介绍以前老医生基本都是凭经验用药。熟识的民众除了付诸于礼仪尊重之外，也肯让步给予实际利益，别人买木材做门之类，得花一百块钱，周少斌往往五十就可以买到。周家人也回忆，李继圣去外面学习出差回来，有啥好吃的，就带回淮滨给老师周少斌，师生浓情润心田。

五、周少斌的儿子周恒生

周恒生，生于1933年，逝世于2000年。小时候上过私塾，自幼跟随父亲周少斌学医，背诵医学经典，按他自己说，那时候父亲周少斌对他要求很严格，背诵不上来，就要挨揍，甚至用钉板子大屁股。后来还让孙子周锟看过、摸过，果然，几十年了，屁股还有伤疤，疙瘩。

周恒生二十岁开始独自行医救人，参加过老联合诊所，联合诊所解散后，开始在农村自由执业，先后在淮滨台头乡街道看病，也在淮滨县城关北大街老烟草局楼下开过门诊。擅长，内科，妇科，儿科，肾结石，胆结石等疑难杂症（招牌所写）。

周恒生性格古怪耿直，把脉，开方，拿药，不能有疑问，若问，可以吃好不？便会说，药放下，不卖。现在真不像个生意人。到淮滨县城每每买东西，专挑别人买剩下的、次品带回去，老伴责怪，他却说：“都不买，别人卖不出去，挣不到钱。”买糖，总习惯拿回来称称，每次都说，又少二两，老伴就说，缺斤短两，下次不买他家。他就会笑着说，不缺点秤，咋挣钱呢。晚年，得了糖尿病，坚持中药治疗，不吃西药，说，不知道是中药效果，还是西药效果，现在看来，他真是个老顽固。家里代代行医，本本分分，脾气都是耿直，古板。在以前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医生不需要动太多脑子，看病救人，挣点技术钱，顺其自然，也不是难事。

周恒生七个子女，东村西户奔走，养家糊口，操劳一辈子，三村五邻口碑不错，一辈子也是救人无数，老一辈人，也都懂的感恩，那时候人情味还很浓。有次他从县城回到谷堆老家，七天后就去世了，三村五邻大多都过来看望他。慈心为病患、善举济百姓，是他从医生涯得到的社会评价。

六、周少斌的孙子周国海

周国海，1962年生，1986年毕业于“淮滨县卫生学校”。

淮滨县卫生学校老照片

这是以培训淮滨本地医药卫生技术人员为主要任务的学校，始建于1954年9月，简称“淮滨卫校”。建校初期，校址设在乌龙集港南街“治淮总部”，时名为“中医进修班' 之后迁入“淮滨县人民武装部”，“水利局予制厂”等地，一九七五年十月迁入备战路东段（今天的金谷春大道淮滨中医院东侧），现在淮滨卫校位置在淮河大道西段北侧教育园区内。

现年58岁，二十二岁独立行医，做了一名服务于基层的村医，至今已经36年，祖传中药治疗肾结石，胆结石，膀胱结石，慢性胃炎。

在淮滨淮河南岸，岗地、沟壑纵横交错，自然灾害频繁，人们受到贫困和灾病的双重困扰。过去的农村拥有广大的人口，农民居住的分散，周国海要面对乡村蜿蜒曲折的路况，前往病号家中治病救人。中医，解剖、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中医、草药、针灸等等，他们都需要掌握，乡村贫瘠的医疗资源使得医学分科很难有执行的条件，一个乡村医生往往就对应着一所“综合医院”，但他仍会凭借强大的毅力克服困难。

周国海救治的对象很多，可能是身患绝症的癌症病人、可能是病人家属、孤独的留守老人，甚至是一些家庭发生过不幸的人，一旦收到病人需要救治的信息时，便会马不停蹄的前往病人家中。无论是骄阳似火还是下雨下雪，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这个面孔黝黑的男人总是随叫随到。夏日里冒着烈日，冬雪里迎着寒风，肩挎药箱，孤独穿行在乡间小路和野外田埂上。在这样的乡村环境下有一种急行军色彩，没有长官向他下达作战命令，但却有着坚强意志和特殊的使命感。

路途再远，天气再恶劣，也没有单独的出诊费，仅收药费。在90年代开两天药，一包五毛钱，包两天感冒药，也就几块钱。药费虽然价格低，但倒不会亏本，算是微利。至于投入的人力和行程损耗，在乡村的秩序里，是难以计算出费用的。村民们事前的期盼之情和事后的感激之词，也使得他获得了受尊敬的社会地位。周国海本本分分，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家里有点药，地里有点田，半耕半医，幸幸苦苦养活子女三人，供养两个孩子读了大学。

现在2020年，有打电话给周国海的，他仍然沿着老习惯，带着药箱去病号家里。随着近年农民大规模进城，村庄人口减少，乡镇医院报销住院费用，病人不缺药了，农村的业务也在萎缩。是坚守还是离开，乡村医生也面临着新的选择。

七、周少斌的重孙子周琨

   周琨，是周少斌的重孙子，现年35岁，2008年大学毕业，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

   在周琨眼里，中医学博大精深，其体系精髓思想来源于上古先哲中的“ 阴阳，金木水火土，精气神”学说。加以上千年，历代医学人士，临床实践相结合，不断完善，自称一体，成就了现在的：“中医学体系”。但，咋一听，其精髓思想与算命先生运用的阴阳，五行算命，推知人之吉凶，好像有点牵扯，也就显的比较深奥，并且有点悬乎的感觉。

   学好中医不是那么容易的，且说要背上千味中药的药性归经产地以及主治，也不说要背几百首绕口的方剂，更别说去研究透什么《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以及《本草纲目》，单是中医中最基本的，四诊中的望闻问切里的切，即是切脉俗称的号脉，没个十几年，几十年的摸索，也不能说的上掌握。

中医讲究相传相承，周琨的父亲周国海今年58岁，行医近34年，比周琨的年龄都大，周琨的爷爷周恒生一辈子行医，周琨的太爷爷周少斌也是医生，那个年代基本都是中医。  号的一手好脉，对诊断疾病尤为重要，脉为疾病中病证反应之根本，脉象号准了，症候搞清了，辩证起来就容易，对症下药，要到病除，不在话下。在不同的年代，周少斌带着儿子周恒生，周恒生带着儿子周国海，号脉，辩证，下药，耳熏目染，加以实践，常年累月下来代代相传，脉号的自然是不孬的。

   如今愿意学中医的人逐渐的少了，加之科技发达，医疗诊断设备的运用，谁也懒得动这脑子，仪器检查，准确省事还挣钱。会真正号脉的人少了，也就不足为怪。在周琨小时候，见爷爷周恒生号脉，周围人是不能说话的，需要安静的环境，蹙眉屏息，闭目思考，极为认真。父亲周国海也是，连把脉的姿态，都得到了传承。

   很多电影电视作品里，往往会有这样的镜头，一个重病即将死亡之人，医生一把脉，就能说个大概有救没救，或者能准确说出还有几日光阴。这并不是瞎说，重病之人，脉象的变化，极能觉察出病情的恶化程度，脏腑功能的衰减程度，再根据丰富的临床经验，加以分析，确是能知道个大概的。号脉—望闻问切中的一种，诊病救人，千百年来，亦是如此的。

   如今却变了味，源于家乡村子里发生的这个故事，令看客唏嘘不已。

   村子不大，人原本也不多，年轻人没有谁愿意在家守着二亩薄田的，都出外打工挣钱去了，留下的都是老人，孩子。整个村子，大多时候死气怏怏，没个活力。钱从来都是个好东西，可以买吃的住的，过上好日子，哪能挣钱去哪，到外地租个房子找个活，打工挣钱，比给家里待着大眼瞪小眼却没钱花，要好很多倍。钱越来越不值钱，却越来越重要，近几年物价上涨，加之，红白喜事，结婚生子，当兵上学，甚至剃毛头、开个门市部都得大摆宴席，接客受礼。钱的好挣程度永远赶不上人们想方设法铺张浪费钱的程度，看似礼尚往来，好不热闹，其实都吃进去了。在收礼回礼间，可见人心百态，各打各的小算盘，早已脱离了原本那份纯朴互助的乐趣。

   村子的一位老太太，七十多岁的年纪，丈夫去世十几年了，儿女都在外面打工，在家领着两个孙子，一把屎尿的拉扯，虽累点但也愿意，至少不那么孤单了。再说，村子里的老年人，哪家不是这样呢？

   身体好不觉得，能走能行的，都不愿意给儿女添麻烦，这不，老太太最近半月心慌胸闷，走两步路就喘的慌，说话都没大力气，就这也没敢打搅儿女们，实在是撑不住了，叫上在家的大女婿，一块去医院检查。不妙，肺心病了，这可得了，这老太太也真能忍，这病，不是一年两年就得的了的，这下不住院不行了吧。可老太太脾气倔，这大概也是大多数农村老年妇女的脾气，一辈子舍不得花钱，不愿给孩子们添麻烦。死活的不住院，就是怕花钱，坚持来家吃药、休息，可想，来家没几日呢，加之内心焦虑，害怕，就卧床不起，大夏天的，也不咋吃饭，精神日渐差了起来。

自觉时日不多，也不怎么顾及讲理了，嘴里开始念叨儿女们，希望他们能回来。病重期间，老人的女婿，没少往周家跑，叫周国海去看看病情，这是医生应该做的。第二次她的大女婿再来的时候，就不怎么想去了。

   周琨不解，父亲说：“叫我去号脉，意思是看看还能活几天，然后儿女大概算准时间再回来。”

   周琨难以理解，迫切的想知道父亲是如何回答病人家属的。父亲告诉他：“我说病人几天不吃饭，又是夏季，面色苍白，脉象微弱。恐时日不多了。”

   老人的儿女们则不以为然，说工厂活最近很紧，走不开，叫他最近多帮忙给号号，说准了大概时间再来。周国海无奈的说着，叹着气却无能为力。

   周琨对老人的儿女们是怎么打算的很疑惑，父亲告诉他，病号家属总是说“这附近人都知道，你号脉是祖传的，号的准，你再帮帮忙……”

   周国海每次都想推脱，周琨也明白了父亲的为难，甚至是内心不舒服，好好的号脉治病，竟然成这番景象。但碍于乡里乡亲的面子，周国海每次都是会去的。每次回来都不咋说话，叹息，甚至是自言自语道：我能决定她什么时候去世吗？难道非要我说什么时候去世，他们才来吗？

   在家属眼里回乡早几日又如何，不能改变什么。在坊间则有不同的看法，提前回老家能耽误多少钱？母亲就一个，一个快死之人，想念自己的孩子，孩子却怕来早了，母亲没立即死，浪费了挣钱时间。这时代寡恩薄义的乡土观念，还有把人当机器用的工厂管理体制，令人百般纠结。

   最后结局是：这位老人死的时候，只有她的大女婿及两个小孙子在身边。她落气了，儿女们都来家了，一个个面带悲伤的表情，痛哭流涕，呼天唤母。丧酒席过后，理点好受来的钞票，儿女个个精神振奋、红光满面。农村老人之苦便在于此，既没有城镇那样的退休金来从经济上帮助自己，出于文化知识的匮乏，对于子女的修养教育也无能为力。疑惑与悲哀之中，医生只能望而兴叹。

   病危的这种状态，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要么花高价钱转到大医院救治看看能否延续生命。另外一种选择，亲朋好友陪老太太度过一生中最后的安详时光。尽管每个年代都提出要破除旧时迷信，但即使是部分唯物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人们对来生报应的恐惧，会促使他们在现世行善积德。

   受到父亲周国海的影响，周琨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做一名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2010年至今，在淮滨县谷堆乡涂营卫生院上班。从事疼痛专业，治疗颈肩腰腿疼，服务乡村基层的男女老少。

太爷爷周少斌留给他的物质就是这些旧书了。

周琨在给病号看病

周琨在给老人检查身体

周琨在涂营卫生院工作照

到周锟这一代，先辈的光环早已不在，亦无祖上财富可供继承，一切靠自己考试、学习技术，贷款买房、成家。和淮滨大多数80后一样，脚踏实地一步步奋斗。

后记

中医传统医学在历史局限的环境里发展并流传下来，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解决了很多基层群众的病痛。但难以量化诊治中的各项指标，也易被利益集体所利用和神话，对医生技能经验和道德素养要求极高。在现代医学兴起之后，传统医学在治病上远不及现代医学，逐步从临床一线退去，成为冷门。周家没有固执的守着老思想，而是追随着时代的新医疗技术进行转变，从纯中医走向中西医结合。

回顾周家这段历史，这一百多年来的时光，恍如一梦。周少斌生于清末淮滨地域的一个中医世家，受到家族学习氛围的熏陶，不仅养成了钻研医术的习惯，还保持着同情劳动者的作风。在建国后被新生的政府看中，拉入刚组建的淮滨县医院，他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追求光明的理想得到实现。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是中国大多数家族推崇的经典家训之一。人生际遇千万种，有上一辈人的指引，后辈们能够学到更多为人、处世、治学之道。周少斌的儿子周恒生、孙子周国海、重孙周锟，受他的影响，都选择做了乡村医生。从民国到新中国，家庭几代人各安其位，各守本分，各尽本职。祖孙四代人有着各自的行医方式和个性，但有一点是相通的，救乡亲于病险之中，尽心尽力，这就是淮滨一个医生家庭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远处淮河岸边的水一波波的涌向沙滩，周家的医疗事业也在流传下去，一代代穿行于门外田园、乡土郊野，与自然相融，润物于无声。

（注意：此文仅为记录淮滨地域一个医生世家的变迁，耗时三个月整理，限于资料匮乏，难免有错误和疏漏之处。文中出现的治疗手段，未经科学系统验证，禁止模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