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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油馍 我们四人将两架子车红薯拉到曾店街上，抢占好位置，天色未明。我们沉默地守护着红薯，等待天亮，也等待买主。 东边天上一钩弯月仍亮着，青光冰冷，风如刀锋般刺人。我的手脚早已冻得麻木，汗水又一次浸透的旧棉袄黏糊糊贴在背上，又冷又粘，直往骨缝里锥。 天边微明，街道依然空旷而冷清，只有早起的饭摊偶尔冒出的温热白气，带来一丝稀薄浮动的暖意。 忽然，雾霭里浮出一个人影。只见他裹件空空荡荡的破袄，像是一颗纽扣也没有，靠腰间一根草绳把对叠的袄襟捆在腰上，里面也没有内衣，露着黑瘦的半个胸膛，下身还是条单裤。他凑近红薯，低声问价，又同我们队里精明的会计陈会山耳语一番，便转身隐回尚未散尽的冷雾之中。 陈会山旋即搓搓手，脸上漾起那种我们熟识的、即将捕捉猎物的微笑。他压低声音：“我们的红薯那老几全要了，给的价也符合行前队长的交代。他让我们配合一下。待会儿大伙儿先别吱声，只看我眼色行事，自有好事。” 天虽终于亮了，仍不见太阳，街道也在阴沉沉的天气里苏醒过来。陈会山买来六个猪油馍，分给我们每人一个，另外两个用报纸裹着装进衣袋。那包着花白肥肉丁、外面刷抹着糖稀的饼子，经过麻栎炭火的烘烤，散发出勾人的香气。饼子入口带来的鲜香和热意一丝丝渗进脏腑，仿佛身体深处那些被寒冷凝滞的血脉，终于重新开始艰难地涌动起来。那贴在背上、被汗水浸透的破棉袄里的湿冷，也好像稍稍退了一些。 半晌午，草绳系腰的老几陪着一个身形虽然壮实、但脸上有些木讷沉闷、衣着还算规整的年轻人，从街南边一路东张西望、一路讨价还价地走到我们车前。草绳老几突然夸张地驻足惊叹：“这什么品种？亩产多少？” 陈会山立刻满脸堆砌出万分的惊喜，慌忙迎上去：“哎呦，行家呀！我们卖的是红薯种，新品种——‘豫薯3号’，前年才从省农科院高价引进，亩产少说五千斤！” 草绳老几连忙转身向那年轻人耳语一阵，然后说道：“我们也是为生产队买种薯的，这是我们队长家的公子，高中生，叫文革！我干过几天‘臭老九’，大家都喊我老九。价钱合适，就全要了。痛快给个批发价？” “我们也是集体的，昨天队里领导商量过，”陈会山表情郑重，“最低一毛五！您瞧我们这是新品种，产量高，外形多光净，口感又甜又面！” “高了高了！”文革立刻摇头，声音也抬高了几分，“前头人家都只开一毛，还有九分的！” “真要买？”陈会山一脸为难地斟酌道，“最低也得一毛三！要不您二位再去街上打听打听，比比我这品种、再看看我这价……” 几经来回拉锯，价钱始终未能谈拢。文革又去问了别的几家后，被草绳老九拉了回来。陈会山迅速递上两个还带余温的猪油馍：“我们刚才吃了这街上最有名的饼子，味道不错，还有两个您俩尝尝。” “买卖不成情义在，不要客气！欢迎有机会来我们倒座大队做客，看乌龟石，我们的红薯粉条也筋道得很……” 文革大概是早上也没有吃饭，又觉得陈会山憨直热情，推辞了一番后，接过猪油馍轻轻咬了一口，顺手将另一个递向草绳老九。老九慌忙谦让，却从破袄里摸出个冷硬的米面馍，咬上一口，干硬冰凉的碎屑簌簌往下掉。“您吃、您吃！我有米面馍，我有米面馍，这是昨晚专门为早起上街备下的！”他特意将那块冻得石头般的黑馍在文革眼前晃了几晃说。 两个热饼子让这位队长公子脸上果然流露出实在的感动。 最终一番讨价还价，文革总算同意一毛二一斤。 过秤整整一千零五斤，账算出来是一百二十块六毛，六角零头抹去。文革自豪地从内衣口袋里抠出一卷票子，付给陈会山一百二十元整。那草绳老九谨慎地跟在陈会山的屁股后头，去行里账房找纸笔，写下了交易凭证。我们三个忙不迭拉着红薯跟着文革来到街南头，帮忙装上他们的架子车，盖好破布，捆紧绳索。 经询问文革才知道，老九老伴偏瘫，几个孩子都在用劲上学，家里很苦寒。 交易完毕，陈会山和老九笑着道别，文革特别热情地对陈会山说了声谢谢，拉着沉重的架子车，和老九一前一后消失在街角。 大伙有的买春联、年画，有的买解放鞋、布料、针线、洗衣粉、煤油等，我买了毛笔、墨汁和一本内有许多对联句子的日历，都放到车上。 踏上归途时又飘起了米雪，陈会山才给大伙儿交了账底：“条子开的一毛二，实收他们一毛，那五毛零头也没要，整一百块。” “喏，另外还有六个猪油馍钱，一块二，老九也悄悄退给了我——”他咧嘴一笑，露出被旱烟熏黄的牙齿。“这老九精得很，他刮他生产队不关我们事，队长公子文革只是个拉车的驴，也是个摆设。” 每人一个猪油馍的实惠，让大家都啧啧夸赞陈会计“高家庄的高”，都说那草绳老九滑溜如鳅。我心内却一阵莫名其妙堵闷，隐隐嗅到了某种精心编织的不实气息，也感觉陈会山对草绳老九出手太狠。 寒气依旧刺骨，可那个热猪油馍带来的短暂幻觉已经消褪干净。我望着被柴刀刮得干净的冬野，米雪模糊了视线，心头浮起一个沉重又冰冷的雾团：埋头种地的人，大概怕是永远追不上这般算计的心机。 很快恢复高考，分田到户。时间一晃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倒爷”们仿佛一夜之间如野草般在全国疯长。 面对人潮如涌的集市上那些眼神精亮的人们，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年腊月寒冷早晨为挣工分的经历，那根勒在破袄上的草绳，那猪油馍的鲜香，那两个被来回推让的猪油馍，那个被冻硬、被故意晃来晃去的米面黑馍馍。也常常对空发问：那个腰扎草绳日子苦寒的老九，他算是“倒爷”吗？是贪污？假若陈会山所说有假，那么如此精明的会计陈会山，又算什么？我们吃的猪油馍又算什么？——这念头时常如冰溜子，在我心头悄然凝结却不能缓缓融化，每一次滑落都留下更深的冰冷刻痕。 十年后一个年关，我回老家过年，夜晚请老少爷们尝尝我带回的淮滨乌龙酒。几杯下肚，陈会山脸上虽泛起了红光，但仍掩饰不住皱纹里藏着深深的疲倦与一点说不清的浊意，他幽幽叹道：“老话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年月，扎草绳的老九，算盘打得可真精啊！我能让他全得？钱在谁手里谁是爷！……” 陈会山是故意炫耀精明？还是酒后说漏了嘴？ 听到陈会山算计了日子苦寒的草绳老九，我心里又泛起隐隐的心酸和怜悯。 窗外雪粒扑打着玻璃，火锅炉里木炭噼啪作响。我低头望着杯中晃荡的酒影，一丝记忆深处若有若无的猪油馍香气飘来，混着陈会山浑浊的叹息和窗外凛冽的北风缠绕在一处，仿佛那年清晨猪油馍摊的炉火与冷风的交织，让我感到一种跨越时空的寒意。那根曾系在腰间不值钱的草绳，能紧紧捆绑着破袄、护着佝偻的身体，陈会山那永挂脸上的堆笑后面却是精明的算计，这犹如一道无声的谶语。 历史在某个拐角处，默默孕育着一种看似偶然却又必然的规则。 再后来，我每次回老家，都拐到曾店街道买几个猪油馍。也听说当地一个“臭老九”的儿子考上了大学，在南方航空公司当大官。 现在曾店街沿路有几十个猪油馍摊，价格虽一直在涨，却远没有当年的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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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2-28 10:36: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