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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东亮:散文和我们的时代 ——2016年度信阳散文综述
“散文和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大题目，我在这里不想漫无边际地去谈，只想结合《2016年度信阳散文》的编选，谈一些粗浅的体会。中国文章的“大传统”是文以载道的传统，唐代的白居易甚至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这样的写作精神在古代并不限于散文的写作，可事实是很多流传下来的经典名篇并非“合为时而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改天换地、百废待兴的时代，当时的文坛十分强调对于新时代、新生活的反映和书写，散文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被视为文坛的“轻骑兵”，原因就在于散文篇幅短小、写作迅速，可以及时地捕捉和书写生活。具有同样特点的“短篇小说”、“独幕剧”、“快板诗”也都被定位为“轻骑兵”。这样一来，散文的文体特征也就遮蔽了，只剩下“篇幅短小、写作迅速”这并非独享的特点了。而且，更严重的是，因为强调反映和书写新时代，散文越来越向新闻消息靠近，“散文”的名称也逐渐变为“散文特写”甚或“特写”。1956年“百花时代”和1962年文艺调整这两个文艺活跃的间隙中，一些老作家呼吁散文的复兴，倡导回归五四“美文”传统，创作了一批文风活泼、笔致轻松、多多少少游离时代精神氛围的散文，这些散文被后来的文学史确认为那一时代散文仅有的收获。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散文不大适宜于直接书写时代，非但散文，小说诗歌等更不适宜直接去书写时代。不宜“直接”书写，并不能推导出散文不能书写时代，更不能推导出散文自外于时代，关键在于处理好与时代的关系，其中有很多问题值得在下文中认真展开讨论。提出这一点，并且开篇话旧，实在是有感于《2016年度信阳散文》的诸多来稿中时代气息的衰弱与贫乏。
忆旧容易成文，散文习用的回忆的视角影响了散文对于时代的书写。不过，从精神现象学上来讲，回忆的生发总是缘于现实的刺激或牵引，只是对于现实的意识有人自觉、有人不自觉罢了。对于回忆型散文来说，难能可贵的是压在纸背的深远的现实关怀。赵主明的《纸的记忆》徜徉于与纸有关的往昔生活中，记忆中的纸化为构成自我生命的一种元素。文中展露了艰难岁月中的惜物之感，这种惜物之感是和对生活的认真、对生命的尊重相关的，因而颇为动人。文末作者对于当下人们对于纸的漠然浪费的感慨，并非仅是简单的环保意识的表达，而是作者对于与之相应的无所敬惜的生存态度的殷忧。吴圣刚的《人生的路》讲述的是作者的行路往事，人生的成长和具体的路相互印证，其中的苦辛、困惑与欢欣相信很多人会感同身受。这种来自生命深处的体验赋予朴素的文字以沉实的意蕴。胡巨成的《栀子花开》将回忆的视线凝于家乡的栀子花上，进而一点点化开故乡旧日的生活图景。作者对故乡的重返更像是对美好记忆的打捞，意在从氤氲着栀子花香的故乡人情中汲取滋润自我心灵的水分。李宏胜的《鱼忆五十年》则从变味的鱼写起，以回忆为导引去呈现与鲜美的鱼相连接的鲜美的生活情景，对于世事之变叹息声声，作者的文字能力是值得肯定的。
与《鱼忆五十年》相类似，来稿中很多散文都是在近似“今不如昔”、“世风不古”的情感模式下展开回忆和创作的，尽管其中有的篇子没有当下时代的踪迹。这些散文，又多是乡土生活题材。这其实不难理解，对于很多人来说过去的时代只能拥有乡村生活。近些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乡村的破败和消失是惊人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因为行将消失，乡村和乡村生活开始真正与我们时代的主体生活拉开距离，进而在我们的目光中获得一种整体性。这无疑也便利了散文对于乡村乡土的书写。如此说来，我们的散文作家大规模地、不约而同地书写乡村，这其实是现时代对我们的另一种形式的文学馈赠。张弘的《借光》讲的是困窘匮乏的时代和一个上进的、精力过剩的少年的故事，平实的叙述充满情味，也呈现了那个时代平静中隐约彰显的活力和许多人共有的少年情怀。江岸的《做不完的高考梦》也是如此，那个时代的高考也的确有颇多值得追怀之处。方志英的《父母爱情》所呈现的一代人的爱情是“相濡以沫”这个词语的写照，但只用“相濡以沫”来形容作者的表达又简单了些；作者的叙说是朴素的，这保障了书写的真实感，细节的描写也由此获得感染人心的效果。李代龙的《打平伙》和鲁二菊的《彭湾小杂果儿》写的是旧日单位里的旧事，或令人温暖欣悦，或令人怅惘感伤，都散发着光阴的气息，让人在沉默中怀想。杨帮立的《祭葛瞎子》写出了一片乡村生活中纯粹的暖意，暖意中葛瞎子从容地生活着，乡亲们也内心安宁；这暖意是由善良的乡人和善良的葛瞎子共同营造的，看似脆弱却坚韧地存在着，这需要乡亲们和葛瞎子长期对于内心的守持，是颇为不易的。作者对这一主题的捕捉、认识和开掘都是值得称道的。张银洲的《远去的老黑》写了自己和一头牛的故事，故往岁月的生活情态跃然纸上，令人穿越到另一个时空，作者的文字风格是那种不大容易为人所察觉的老到。本年度的年选中还选有几篇写猫写狗的文章，反映了作者的生活情趣以及对世事的感悟，但情韵还是稍欠丰厚。由于时代的原因，上面述及的篇子都有一种自然的完整性，和今天的时代现实没有直接的关联，这些文章的作者也没有生硬地将这些往事与今天的生活建立联系，自然也就没有陷入到“今不如昔”或“忆苦思甜”的俗套中，也就不存在肢解生活、美化过往以确立过于狭隘的主题的问题。作者们的这种相对冷静的处理，并非是没有“今昔之感”，而是对自己的今昔之感有着复杂的体验，在说不清楚之时审慎地保持回忆的完整性。应该说，这种处理是值得肯定的。面对巨大繁复的时代变迁，在自我尚未获得对世道人心的确证之时，平静地展开回忆，在已逝的光阴中打捞自我拥有存在感的片段，或许是化解内心焦虑的一种方式。因而，这些文章，总体上也都可以视为作者们寻求生存确定性和生命丰富性的一种努力。
尽管乡村是我们难以释怀的话题，但城市正在逐渐主导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现实。尽管《2016年度信阳散文》的来稿和之前几年相似，关于城市的文章不多，但还是开始了对城市的正面的文学触摸。胡亚才的《一个女人的城市》言说的是少年心事，呈现的是城市对自我生命的召唤与形塑。深巷青石板路上与陌生女子的相遇以及会心的一望，给作者带来了别样的生存气息。这气息诗意地表征了作者对于城市的个人化理解。作者对细节、对气息的再现能力是令人赞叹的，这也赋予申城、申城的街巷以柔软的文化性格。城与人的关系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在作者的书写中，城市是女性化的，投射着进而打开了作者的人生想象，也牵系着作者对城市的理解。作者在文中感慨：“生活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却总是像我们所热爱的那样。”我想，对于城市生活的理解，我们不妨也保持一种开放性，不要固化自己的认知，也不要排斥自己真切的体验。杨俊伟的《陪我走过青春的人》写自己的旧友在不同的城市间穿梭奔波、艰苦谋生，跳槽、传销、受欺、蒙骗或许还有令人欢欣的片段等构成了他的履历。旧友的生存状态是我们时代的一个面影，我们也需要在文学上面对这些隔绝诗意的面影。乔克清的《四姐》写了“四姐”人生的坎坷以及重新复归生活后的状态，作者的笔触是温软的，心底是慈悲的，作者把朋友的四姐视为、称为自己的四姐，仅此一端即可见出作者的情怀，末尾一句淡淡的“我想去看看她”胜过无数繁复的形容词汇，颇有归有光散文“平淡中蕴无限深情”的神韵。夏吉玲的《暮春》写了城市生活对一个女人心志的消磨和侵蚀，令人感慨寻常日子中的不易；岩草的《我是一名清洁工》写的是自我从“抑郁症患者”转变为一个称职的清洁工的故事，让人欣慰，也让人意识到今日生活中友善包容的可贵。周红的《婆婆》写了婆婆对迭遭祸事的大家庭的惨淡经营，其苦心仁心令人动容，文中记述的作者与婆婆之间的言谈也证明了爱与理解足以穿透婆媳关系所习见的壁垒。唐家松的《老方的一天》写了老伴对生活的承受和担当，这种平凡的品质支撑了绵延不息的“人间世”，或许也能化解时代带给我们的焦虑。沈靖的《围炉夜话》写的是其从城里到新县农村挂职第一书记的生活片段，虽然借用古人“围炉夜话”的风雅名号，但并无古人那种模式化的“到此生隐心”的乡居感慨，而是着意呈现当下时代城乡连接后的乡人和城里人各自的精神脉象，作者的感受是复杂而深沉的。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传媒发达的时代。喧嚣的大众传媒制造了文化多元性、个性多样化的假象。但如同诗人所言的“在拥挤的人群中感到无边的孤独”现代性感受一样，真正含有思想能量的见解和真正能滋润心灵的意义仍然是匮乏的。很多时候，我们被流行文化所裹挟，张扬着被潜在规定和演练过的个性，生发着模式化的情感和被多次复制的体验，思想也沦为貌似深刻实则是被特定利益集团定义过的可疑的观念。因而，在这样一个时代，要想获得更有质量的生存和写作，对流俗保持适量的质疑，养成与内心对话的习惯，或许是必要的。陈峻峰的《姥姥的人本主义葬礼》呈现并解说了其所参与的姥姥葬礼的全过程，文章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意趣盎然、文气疏放，是近年来信阳散文不可多得的佳作。文本的多重构成之中，作者思想的丰沛可能是较为突出的，这与作者“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缘于作者对万千生命的体贴、关怀，其中或许也包括对自我生命的沉思。当下时世，推崇创新，讲求思想的原发性、原创性，原创性的思想从哪里来，只能从大地上芸芸众生的广博无垠的存在中来。散文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甚至散文的思想更需要一种“在地性”。王新华的《没有文学的伤痕》一文或许可以阐释“在地性”的含义。面对强大的甚至是覆盖性的文学叙述，作者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刺破了文学所营造出来的时代幻象，发出了属于自己的饱蘸情感的思想的声音。更值得赞赏的是，作者对于自己所经见的时代伤痕而没有文学来代言这一状况的揭示和愤慨。不过，事实上也并非完全没有文学作品来代言，在我的阅读印象里，就有河南作家乔典运创作的《冷惊》等作品，书写了农民所经受的新的生活的伤痕。还应该指出，王新华不仅仅有丰厚的生活体验，而且具有较为广阔的阅读视野，这也保障了他思想不受潮流时尚所限、不为空言大论所拘。
历史散文对于思想支撑的需求则更为直接。石和安的《倒水河在流淌》讲述的是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文字颇有风骨。岁月流转，关于此类故事的正面讲述日渐稀缺，这自然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承平日久，人们的生存变得平滑，对于历史痛楚缺乏体会；另一方面，把这类故事讲出能够回应现实的能量，也是不容易的，这需要较强的思想力，既能激活历史又能撞击现实的思想力。石和安似乎是执着于红色题材书写的，希望他继续努力，写出更好的篇子来。马军在历史散文创作上颇有成绩，对于历史的阅读也渐趋深入。这次入选的《钟皓与李膺：一个向右，一个向左》描述的是东汉无道政局下士人的不同抉择，也写出了这种抉择的艰难。作者对于相关的历史背景是熟悉的，知识的表述也是准确的。但令人不满足的是，文章尚未充分写出具体历史的复杂性以及抉择的文化意义，这种不足影响了文气的刚健充沛。仕与隐之间的矛盾是古代知识者经常遭逢的矛盾，具体到不同的政治环境会有不同的表现，也会面临不同的伦理困境，不单单是“一个向右，一个向左”那般明晰。在我看来，马军的文章还可以往纵深处展开，一步一步贴近历史之心。马涛的《自囚者无囚》立意不俗，也有着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生命认知。但论证还是浮泛了些，嬉笑怒骂式的杂文腔调对于说理的透彻性也形成了妨害。文中的引用的历史人物故事也不少，但还需要认真开掘的耐力和功力。读史使人明智，在今天的时代读史，会给我们带来智慧的清明和心灵的淡定。古人读史，讲求“能入能出”，强调虚己进入、体贴古人，又强调资为镜鉴、经世致用。今天读史，也应如此，而且更应强调不怀成见地对于历史的进入。诚然，读史总是有现实的契机，无论何人读史，没有对当下时代的关怀都是不可能的，但这种关怀还是尽量暂时悬置。不然，带着今日的浮躁进入历史甚而去戏说历史、妄臆历史、糟践历史，就丧失读史的意义，不仅助长浮世所带来的虚骄之气，而且自我也更深地为时代的俗见所牢笼。关于历史散文，谈了这么多，是希望来年的信阳散文中此类佳作会更多些。提倡历史散文，似乎与强调散文的时代性相悖，但思想家福柯有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今天的历史散文写得好，呈现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时代之心”。 说到“时代之心”，不能不谈及李梅和詹丽的散文。李梅的《短居》是写鸡公山的，詹丽的《郝堂荷》是写美丽乡村郝堂的，两篇文章都属于广义的游记，这是当下众多人写却又很难写好的题材。因而，她们的写作是具有风险性的。可是一旦进入她们的文字，我们会立刻感到静气对心魂的沁入，进而会感叹当下的浮躁时世还有如此丰富细腻的心灵。对于鸡公山的观赏，李梅的目光毫无疑问迥异于流俗，这目光是柔软而细密的，一朵云、一片叶都获得了内在的生命从而与作者展开亲切友善、彼此相惜的对话。“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是古人观山而会心的境界，于李梅而言也是合适的。郝堂与荷，在信阳都已被重重文字所围绕。詹丽不避烦难，坚持书写自己的“郝堂荷”，真的就写出了别一番风味。“爱郝堂荷，要接受深秋”之类的描述和言说，写出了荷的本真而完整的生命，写出了对荷的眷念依托，而这又何尝不是对自我灵魂的关怀呢！在写作时，李梅和詹丽的内心是充分打开的，也是盈盈流动的，也就自然冲破了流行文化对个人情感的格式化。她们的文字也实在是好，好到令我无法言喻。扶桑的《手上的心》谈的是自己远赴韩国参加东亚诗会的所感，连缀行旅片段的是来自心底的暖意。在作者淡然而深情的诉说中，我们可以意识到这种暖意是可以穿越国界的全球化时代的暖意。陈宏伟的《坐拥书城》和温青的《我在光阴里做过什么》原是应用性的文字，有着规定过的去处，意义抵达的范围原本也是有限的。但前者写出了一个作家对于文字和故乡的热忱，后者呈现了光阴的痕迹和生命的省思，都能触发他人近似的人生感怀，因而还是有可观之处的。古今很多好散文，都是书信、序跋、演讲之类的实用性文字，之所以为人所传诵，是因为文章虽从小我情愫出发，却写出了人人心中所共有的情感，连通了众生的存在感，而不囿于一己的小情小调。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并非无的放矢。我们面临的时代，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盛行的时代，在物质过剩的时代以个性化消费需求为策略促进商品扩大再生产以及资本的增殖，是这一意识形态的旨归。在资本的强劲动力下，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化上的表现更是汪洋恣肆、铺张扬厉。在个人情性和生活品质方面，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则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自私的人格类型。我们谈论“时代之心”，在当下很多时候面临的不是普遍内在于人性深处因而具有连通感的心灵，而是浮表的、粗陋的私欲。这种心灵状况，表现在散文创作上，就是一些文字过于自恋，缺乏对他人的体贴，缺乏对广博世界的理解，缺乏对存在的敬畏，一个自我横亘于胸臆、独步于文中，写作者或许感到了快意，却令读者无感甚或生厌。还有一点值得提及，这些年长篇散文多了起来，虽然不乏事理丰赡、情韵丰厚的佳作，但也有不少作品率性而写，随意流连，在“形散”的名义下放纵笔墨，不讲究作品“神不散”的经营，结果文意消散、文气疲弱，令人遗憾。这恐怕也是单向为己罔顾他人的缘故。由此，我想我们的作者在写作中，不妨扪心自问一下“我的写作究竟于他人何益、于他人何感”，思索一下自己的“自我”是否丰富博大，是否能够牵系一些普遍性的东西。或者，写作时候不妨像李梅詹丽那样，具有或多或少、或显或隐的对话意识、沟通意向。事实上，五四以来现代白话散文的成功，最主要的缘由之一就是“谈话风”的引入。历史的经验我们不妨试着借鉴。 一年又一年。《2016年度散文》已是信阳年度散文的第七本。七年间，时代在变动中行进，我们在时代的变动中思考、写作、投入地进行散文年选的编辑，希图以散文的方式记录下信阳、信阳人在这个时代的踪迹。毫无疑问，我们也会被时代改变，我们也会在时光的流逝中变得“一头雪白”，惟愿以文字的方式、以劳作的真诚的心去丰富这个时代、温暖这个时代。 作者简介:吕东亮，文学博士，青年文学评论家，信阳师院文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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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5 08: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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