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滨人文——曾来淮滨“劳动”三年的108岁老人

秋岗

王永明，1914年生于江苏无锡，1969-1972年王永明在淮滨县当了三年“五七战士”。2022年11月13日于北京谢世，享年108岁。

1931年11月，中国保险公司在上海外滩仁记路（今滇池路）中国银行行址正式开业，宋汉章兼任公司董事长。

1932年2月，中国保险公司在上海招工，1932年考入保险公司。从此，王永明开始了毕生的保险生涯。因此，可以说王永明是中国保险公司成立初期招进的首批员工。

那时新入职的员工叫练习生，不是正式职员。三年之后，王永明成为中国保险公司的正式职员。王永明刚开始时主要负责填写中文保单，在保单上填写客户名字、住址、保额费用等事项。王永明深知自己是农民出身，一无靠山，二无人脉关系，只有靠自己的勤奋，才能换取好的工作岗位。他凭着过人的聪明，很快就掌握了保险业务的技能，而且有当年在无锡中学学习英文的底子，他的英语水平逐步提高。最终，他成长为专业人员，负责用打字机填写英文保险单。

王永明开始在火险部工作，后来又做分保业务。中国保险公司的分保业务最初分给英国的太阳保险公司。但太阳保险公司做了几年，年年亏本。后来，随着中国保险公司业务的扩大，又分保到英国劳合社管辖的伦敦保险市场。

（王永明和妻子）

中国保险公司有中国银行作为后台，而且在国外有分行，深得小公司信任，好多业务就都分给了中保。中保在伦敦有分保合同，在国内拿下来业务再分出去。最初分给上海当地的英国太阳保险公司（sun insurance office），他们还专门派了一个人常驻中保，叫Noble，做顾问。后来才分到国外，从伦敦到世界各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军管会接管上海保险业。10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考虑到中保拥有广泛的海外业务关系，新政府决定保留中保。王永明无党无派，原职原薪留用。


王永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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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国内缺少物资，要从国外进口很多东西，主要是棉花等民生必需品，一方面解决人民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平抑物价。抗美援朝爆发后，美国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运送我们进口物资的美国船就把货物卸在附近的港口，我们只能再租用其他船籍的轮船把货物运进来。这些货物都保了海运险和战争险。

1951年2月，我们租用的两艘巴拿马籍货轮“海皇”号和“海后”号行驶中，“海后”号被台湾国民党海军拦截，劫掠到基隆港，连船带货全部被扣。“海后”轮上的货是由中保承保的，由上海分公司出的保单，并向伦敦市场办理了分保。当时我在中保上海分公司担任副经理。

事件发生以后，我们与伦敦的分保接受人反复交涉，据理力争，最后把赔款给要回来了。据公司会计跟我汇报，总共摊回了104万英镑左右。由于中保还欠伦敦分保费，作相应扣除后还有七八十万英镑，都拿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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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所保的运输险，包括战争险，又称兵险。中国保险公司要进行理赔，当然也要向分保公司索要。中国人保便展开向伦敦保险经纪人索赔的程序，但这是新中国第一次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索赔，对于能赔与否，王永明等人并没有把握。

中国保险公司立即将出险经过电告英国伦敦合约的再保险人，审核了“海后轮”装载的数以万计的物资及全部单证，核定确切的损失数字，要求支付现金赔款。英国伦敦方面，先以“运载物资的船舶改变航程未获通知，保险期限自卸载孟买港终止”为理由，不同意赔偿。中方以“物资未到达目的港，并出有‘在孟买中转续运’的批单，同意继续航程，不能终止保险契约”，驳回对方的拒赔理由。对方又以“海后轮”未遭双方交战，保险条款不包括劫持责任为由，企图再次拒赔。

王永明等中方专家以理据争：船舶与货物是在暴力强劫下遭受的损失，保险人应按条款规定的“海盗”责任，给予赔偿。最终，分保全部摊回，共计104万英镑。这是中国人保成立后最大的一笔涉外业务的赔付。

周恩来总理知道此事后，非常关注，亲自听取了汇报。中国人保名声远扬，这件事史称“百万英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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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明在国外访问）







（上图，60年代的保险总公司人员）






（上图，保险公司人员拍摄的在淮滨五七干校的照片）




2021年，上海保险业一位同志说：淮滨是中国保险的历史重地。

《中国保险史》记载：1969年，在 “在职干部也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要求下，保险总公司86名在职干部大部分下放到河南淮滨“五七”干校劳动。 国外保险业务的“清理和收尾”工作由一个名为9人，实际工作 13人的“保险业务小组”“守摊和收摊工 保险业务小组自1969年 4月成立，到1971年9为止，历时两年多。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以压 倒，数通过了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驱逐蒋介石集团”的提案。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 打开了中断20余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僵局。从1971年到1972年 底的一年多当中，共有25个国家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国际关 系的改善为我国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创造了 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为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

1969年上半年所发生的进口手表以及白金丢失事件，则成为 中国保险业在困境中开始恢复的契机。1969年上半年，外贸部门先后从国外进口手表和白金在空运中发生丢失，当时因受“砸保险”影响没有保险而遭受很大损失。这一事件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周总理对“砸保险”的错误言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并指 出：“保险还是要办,，保险是对外联系的一个渠道，敌人想孤立我们，我们不要自己孤立自己。”明确了涉外保险与再保险必须继续 办理。
为了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指示，1970年6月至12月，中国人民银行从淮滨“五七”干校调回一部分业务骨干，充实保险业务小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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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至1972年，王永明跟许多保险人一样，到河南淮滨“五七干校”当了三年“战士”。回来后，当过业务处副处长、办公室副处长、调研处处长。

1977年，王永明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调研处处长。1979年，任中国保险学会秘书长。1985年，任人保研究所研究员。1989年12月退休。



2022年11月13日，王永明在北京谢世，享年10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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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聘周
1969年担任“淮滨五七干校”校长，在改革开放后奉命恢复组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国内业务，1981年担任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保险业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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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景沄

胡景沄，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第一任总经理、中国农业银行行长。他还曾下放人民银行淮滨五七干校劳动，干着最苦最累的活。曾有知青在淮滨干校看见胡景沄在扫厕所，心里就不是个滋味。女儿胡豫明回忆说，有一年去看望劳动中的父亲。父亲还是那样乐观的表情，尽管脸喝胸膛晒的黝黑，和农民没有区别，但看起来依然魁梧健壮。令她印象深刻的是：父亲端一个大钵碗吃饭，食量惊人。唯一的问题是他的血压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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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明
1969年，他去了人民银行设在淮滨五七干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央机关的下放干部在河南信阳都有自己的驻点，中国人民银行的驻点设在与安徽毗邻的淮滨。淮滨与安徽之隔着一条河——洪河，洪河之西是河南，之东是安徽。河西的人常拿着东西去河东换粮食，去河东乞讨的河西人更是成群结队，有些人的穿戴还很整齐，随便找个借口就成，看上去颇为心安理得。尚明一踏上淮滨的土地心情就异常沉重，夜晚时常一个人坐在村头发呆，想到被糟蹋的银行体系和残破不堪的货币政策，他就感到一阵阵揪心的疼。1980年12月，尚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1982年4月，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党组成员。1983年4月，兼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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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寿天

谢寿天（1914年－1972年），浙江余姚人。中国著名金融家、银行家、外交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事业的开拓者，有“红色保险掌门人”之称。1969年，他在患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情况下，主动要求去河南信阳淮滨“五七”干校劳动。谢寿天来淮滨后，被分配至干校第四连。因病情加重，不得不送往县城医院抢救。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周恩来总理指名谢寿天恢复工作，准备派驻联合国。不幸在接待外宾过程中，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于1972年8月10日去世，终年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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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润泉

男，1930年4月生。抗战胜利后，魏润泉到上海商学院就读商学，后由一大学教授推荐，他又转到上海法政学院保险学院就读，就此与保险结下了终身情谊。
1951年，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委托华东区公司在上海招收保险专业学生，进行培训，魏润泉就到中国人保公司上班了。这是中国人保成立后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魏润泉分配在业务处防理科工作。1963年，新中国第一艘万吨巨轮“跃进号”下水，魏润泉参加了“跃进”轮保险事宜。

1969年4月，在“在职干部也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要求，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86名在职干部中的绝大多数人员被下放到淮滨 “五七”干校劳动。魏润泉来到淮滨县，又一次当上农民，并做好安家落户的准备。

魏润泉回忆道：
我抱着这个信念参加生产，参加访问（淮滨）农民的活动，亲身体验农民的朴素阶级感情，学习他们对党的天然忠诚。他们在解放前受地主欺负，其身上的阶级烙印很鲜明，他们对党无限热爱。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记得我在干校将近三年的时间内，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认识由浅入深逐步深化。

在（淮滨）干校这两年多确实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磨练。开春下稻田，冷水泡脚的滋味儿不太好受。哈着腰，手指往下插着秧，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手指麻木。夏收割麦，把镰刀磨得锃亮，一字长阵你追我赶往前冲割，黄昏收工，腰都直不起来了。秋收割稻那个滋味儿跟割麦子没有什么区别。在春耕前一个阶段，农活少一些，就开始积肥，把人粪、牛粪、猪粪堆到粪坑里捂干，然后人光着脚丫子跳到粪坑里去踩粪。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股劲儿，不顾污脏，跳下坑去踩。这些都在磨练自己吃苦耐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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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华
1923年8月23日，李嘉华生于上海。据李嘉华生前好友魏润泉（1969年也从北京来淮滨马集公社）讲述，李嘉华的父亲是上海的资本家。李嘉华的父亲一共有八个儿子，老大和老二去世得早；主要是老三继承了父业，后来也成了上海十大资本家之一；老四在美国留学，主攻航天科技，在美国航天博物馆有他的铜像；老五是李嘉华； 老六是上海一家医院院长；老七是工程师；老八是医生。1942年，李嘉华在上海东吴大学学习法律专业。1944年，为躲避战乱，李嘉华选择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就读。其间，他为参与滇西抗战的美军做过翻译。抗战胜利后，李嘉华到英国伦敦大学继续深造法律专业，并在那里获得法律学位。就是在那里上学，李嘉华还带着男佣，照顾他的起居生活。


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回归祖国，一时间成为海外游子翘首以盼的情怀。1950年，已经在伦敦著名的劳合社保险公司工作的李嘉华，偕夫人董桂玲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国。


（李嘉华和妻子在外国的轮船上）

1963年，李嘉华等人在王恩韶的带领下，负责了“跃进轮” 保险的分保合同的起草。“跃进轮”是中国自建的第一艘万吨级巨轮，保额120万余英镑，人保自留20万， 其余100万英镑主要是通过Willis在英国伦敦市场分保。在“跃进”轮出航前的那个星期，王恩韶通知Willis办理分保。Willis接到分保电传后，就拿着分保书在劳合社开始安排分保，各个承保人（underwriter）接受了就写个数字签个名。由于这是中国第一条船，国外保险专家考虑的时间都较长，启航之前总共分出了80万英镑。120万英镑保额是比较高的，一是因为此轮国内造价高，二是此轮是按苏联巡洋舰的规格造的，钢板标准比普通商轮高。Willis当时也说国际上都没这样高的价格，人保以水险保单是定值保单为由，阐述足额承保并无不妥。

这个金额，当时可以在西方船舶市场买两艘同样的轮船，可见其政治意义之大。1963年4月24日，这艘中国自主制造的第一艘万吨巨轮“跃进”轮在前往日本途中，在济州岛南80海里处触礁沉没，引起世界各方震动。“跃进轮”沉没一个月后，保险公司与英国伦敦保险业据理力争。随后，“跃进轮”赔款陆陆续续都摊回来了， 总共104万英镑。人保公司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表扬，据说，周总理在总结的时候说，“跃进”轮沉没，船长有问题，其他相关部门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唯有保险公司立了功，挽回了经济损失。人保公司名声大噪，李嘉华同样感到无上的光荣。

因为他是资本家出身，是浪荡公子哥儿，加之他在云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美军做过翻译，受到批判。1969年又被送到淮滨五七干校。据魏润泉讲，在那个时期，李嘉华是最早下放到河南淮滨五七干校劳动的人，他在那里养猪。昔曰一个法学专家，在淮滨端着猪槽子，满身污垢；昔日一个最讲面子和派头的少公子，威风扫地。可以想象，这是一幅多么尴尬的场景。

李嘉华作为一个爱国民主人士，从一个很富有的家庭出走，去追寻理想，其实就是要革自己的命，这在当今是不可想象的事。“文革”结束后，李嘉华原谅了对自己的XX，不再提起旧事，显示出大度的胸襟。1979年，恢复国内业务后，李嘉华是第一批回归人保总公司的人。 他任调研处的处长，公司的法律事务也归在调研处。1984年，李嘉华任中国保险研究所首任所长，他是中国保险学会的重要奠基者。他一上任，便努力加强研究所的建设，积极开展保险学术领域的研究，完成了许多保险事业发展的重要课题。正是由于李嘉华的所在，公司把一些国际保险会议都交给研究所承办。李嘉华作为国内知名的保险法专家，有许多著作和译著，主要有《防止海上污染的国际公约》、《海上船舶碰撞》等，还与人合著了《保险概论》等。李嘉华组织和参与了保险方面的立法工作，还负责起草了《财产保险合同条例》、《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参加制定《中国保险法》和《海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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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久


1950年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成立后，任察哈尔省分公司副经理，察哈尔省撤销后，调北京，任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科长、处长、肃反办主任。1957年被派驻香港，任太平保险公司经理。1969年杨子久下放淮滨五七干校。
杨子久回忆在淮滨的生活：

淮滨“五、七”干校成立后将原有的十个分场建成十个生产队， 由人民银行所属各单位各组成一个队，原有的场员逐步遣散回原籍。 我爱人陈玉玲也被下放到干校,我们于1969年5月30日一起到干校， 都被分到保险公司队，后来保险公司和中国银行合组为一个队。刚到干校时我们都是住集体宿舍，几个人一间房，睡大通铺，吃集体食堂，条件很艰苦。
我虽然名义上是劳动改造，实际上吃、住、干农活都和大家一样， 没有区别。到干校的第一项劳动就是6月6号收割小麦，我们每天5 点下地，全部用镰刀割麦子。小麦产量很低，最高的每亩也就二百多斤。大麦更惨，种了二十亩大麦总共才收了百十多斤，连下的种子都没收回来。所以淮滨县把这么个包袱甩给了银行“五、七”干校。

1970年春天，党支部派我到干校驻地所属的人民公社组织的XXX思想宣传队，深入到“五、七”干校附近的农村生产队宣传毛泽东思想，住在老乡家，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和他们一起劳动，晚上和生产队的干部、部分农民群众一起学习XXX语录。我担任主讲，我找几段和当前形势、当地情况有关的语录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如：当地粮食不够吃，麦收后还要交一部分公粮。到七、八月份青黄不接时，国家由粮库补贴每人每天八两杂粮，吃不饱还要掺些野菜和红薯秧等，很难下咽。我就给大家讲解XXX有关语录的含义，要求大家遵照XXX思想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不能光靠政府，政府也有难处。首先种好地，多种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多打粮食，种好自留地。当地群众觉悟很高，干部工作也深入，虽然温饱问题不是靠嘴上说说就解决的，但他们没有怨言，反而说我辛苦了。但当时当地公社也有个别干部左的出奇，农民在自家房前屋后种几棵辣椒、 向日葵等都要被他们砍掉，说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群众敢怒不敢言，为此，我婉转的劝村干部对这类问题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每次回干校都多带几个馒头给房东的小孩吃，群众关系搞得很好。


淮滨县县长专程来干校参观我们菜园，还向各村推广我们的种菜经验。他说：在同一块地上种，干校能种好，为什么我们农民种不好？我帮县长分析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积极性不一样，农民是为农场劳动挣工分，而我们是为自己吃；二是需求不一样，他们是粮食不够吃，为解决温饱连自留地都种粮食补充家用，很少种蔬菜，最多种点大蒜，当地农民家家腌大蒜代菜吃半年，而我们是吃商品粮，不愁无粮吃。

1983年任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监察室主任。2015年获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金质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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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的年月里，新中国保险业的开拓者们来到淮滨五七干校，接受教育，参加劳动，经历了特殊的锻炼。也是在这一段共同艰苦奋斗的过程中，淮滨农民与央行下放干部互帮互助，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历史已经远去，这些昔日的情景积淀了淮滨的人文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