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的禅意一读淮草的三首“落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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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坚硬的物质，往往被最柔软的东西包裹。人体中最正直的骨头，无一不处于皮肤和肌肉的遮蔽和掩藏中，藏在柔软深处的骨头，往往在特殊的场合下坚挺，闪烁它的硬度和光芒。

　　1940年3月3日，弹丸之地香港，见证了“五四元老”、“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的猝死。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国共两党共同表示了对这位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杰出学人的哀悼和痛惜。

　　中国学术的大树倒下了，但一个民族的学术长河却不能断流。３月中旬，经国民政府批准，作为全国最高学术评审机构的评议会按照章程规定，召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评议员赴重庆开会，选举新一届院长。

　　接到通知的陈寅恪教授从昆明来到了陪都。这个终生厌恶政治的书生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公开表示：“本人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适一票。”陈寅恪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中研院院长选举的明争暗斗已经像风暴来临之时的大海，波浪汹涌，惊涛裂岸。

　　除了陈寅恪主张的胡适外，西南联大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评议会秘书长翁文灏，前中研院总干事朱家骅，教育部长王世杰和中研院总干事任鸿隽等海归大腕，都是呼声甚高的人物。评议员们的心里，都在暗中比较权衡，挑选自己心仪的对象。

　　枝节横生于权力的出现。3月16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长翁文灏突然接到了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的信函，蒋委员长表示“盼以顾孟余为中研院院长”。最高领导人的手令火药一般引爆了学者们心中的愤怒，向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强按怒火说：“我个人觉得孟余不错，但除非北大出身或任教者，教界多不识他，恐怕举不出来。”蒋委员长的手令是陈寅恪最不能接受的政治强权，陈寅恪认为这样的干预不仅违反了中研院的选举条例，更是对自己一贯主张和宣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侮辱，他明确表示：“要把孟余选出，适之也必须选出，给他们看看！”陈寅恪还在翁文灏、任鸿隽的宴席上大谈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并坚持中研院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相当声望，如学院之外国会员者。陈寅恪在愤怒中对傅斯年说：“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吧！”

　　第二天晚上，评议会集体宴会，陈寅恪没有料到，国家的最高领袖来到了现场并和书生们坐在一起。蒋介石和蔼的笑容和故作轻松的谈吐，依然没有消除几天前写条子干涉选举在陈寅恪心中留下的不满。

　　宴会之后，陈寅恪当即作诗一首。在这首题为《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的诗中，他用轻薄的语言嘲讽了第一次相见的领袖：

　　颇恨平生未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

　　千里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

　　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这样明目当胆对领袖不恭的诗，陈寅恪当然不会送给蒋介石，他只是抄了一份赠给了他的好友西南联大教授吴宓。吴宓是陈寅恪终生的好友，他与陈寅恪心心相印。吴宓会心一笑，将诗收入了《吴宓诗集续集》中，并在附注中记载“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

　　陈寅恪的诗，其实就是一种表态，一种在是非曲直面前的选择。陈寅恪此刻的态度，为他13年后拒绝权力诱惑北上的科学院事件埋下了伏笔。一根正直的藤，结不出两种果实！

　　陈寅恪诗作墨迹未干，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就于第二天在重庆的蒙蒙细雨中开幕。30位评议员采用无记名方式投票，结果大出权力意料，翁文灏、朱家骅各得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和任鸿隽各4票，蒋介石下手令推荐的顾孟余仅得一票。按照选举条例，评议员将得票最多的翁文灏、朱家骅、胡适三人名单呈报国民政府审批。

　　七十多年后，我们依然能够想象得出第二天向蒋介石汇报选举结果的王世杰忐忑不安的心情和紧张局促的神态，甚至还可以联想得到1928年蒋介石在安徽大学校园责骂刘文典时的愤怒表情。然而，我们没有料到的是，蒋介石只是笑了一下，眉宇间没有乌云，脸色依然晴朗。他平静地说：“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话叫他回来罢。”

　　中央研究院院长选举最后以胡适在中国驻美大使任上责任重大不宜回国任职为由，最后由蒋介石指定朱家骅为代理院长而告终。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书生们，不畏权势，张扬自由和民主，成为了惟一的赢家，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和学术史上留下了让后人乐道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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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惟一的赢家，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和学术史上留下了让后人乐道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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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八年之后，刘文典同蒋介石的恩怨依然未断。刘文典和蒋介石的关系不是平行的火车轨道，它们在蒋介石六十大寿的时候毫无征兆地交集了。

　　抗战前夕，刘文典曾参加过一次西北考察，亲眼目睹了兵营将士的生活现状和精神状态。回来后，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真诚地流露了西北考察的感受和心情。刘文典说：“弟素来轻视军政长官，认为将帅都是勇于私斗，怯于公战，专以克扣军饷，搜刮民财为事的；文官都是侵盗国帑，诈害百姓为业的，要想中国强盛，非先把这班人铲除干净不可。这回在晋、绥境内留心观察，和军政当局晤谈，才知道边疆上的将士多半是忠勇奋发，文官也很埋头苦干的。别省虽不知道是怎样，晋、绥的将士官吏那种吃苦拼命的精神，真值得我们崇敬，如弟之躲在后方享福，真要惭愧死了。”

　　这段发自内心的认识和感受，为后来刘文典为蒋介石歌功颂德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省保安司令兼军事倡议院上将院长卢汉想在蒋介石六十大寿的时候献上一片心意，但在礼物的选择上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仍然找不到恰当的表达方式。后来卢汉灵光一闪，他想起了被人称为国宝的刘文典教授。如果能请刘文典为寿星写一篇文辞华丽的祝寿骈文，当会让蒋介石欢喜万分，这样的礼物，胜过真金白银千万倍。

　　在云南，在中国文人中，刘文典写赋的名声就是竖在人们面前的口碑。许多人都以求得他为先人撰写墓志铭感到有身份有光彩。刘文典的朋友吴宓教授，就在他的日记中多次记载别人求他作中间人，求刘文典的墓志寿文。那些求取的背后，都有重金的许诺，有的人甚至出价一篇三十万元，其价高至让人不敢想象。

　　想法虽好，但卢汉主席却有许多顾虑和担心。卢汉知道1928年刘文典同蒋介石的冲突，并且了解一个正直书生对权势、暴力的怨恨和对蒋介石的鄙视。卢汉想，上门向刘文典求祝寿文，不仅达不到目的，很可能还会遭到刘文典的嘲讽，自讨没趣。

　　但是卢汉向蒋介石祝寿心切，而且也确实想不到比刘文典的祝寿骈文更好的礼物。思之再三，卢汉冒着碰壁的难堪，准备了丰厚的礼物，托省政府秘书长朱丽东和刘文典私交甚好的安徽同乡李广平登门拜访。

　　大大出乎卢汉意料的是，刘文典竟然满口答应了为蒋介石撰写祝寿文的要求。大权在握的卢汉一时觉得很有面子，他左思右想，不解刘文典为何突然就忘了同蒋介石的恩怨与仇恨。

　　才过去几天，卢汉就拿到了刘文典的文章。卢汉读后，觉得字字珠玑，汪洋恣肆，蒋介石的一生功绩和光荣，让那些精彩华美的文字彻底照亮。祝寿骈文之好，超出了他的想象和预料。卢汉大喜过望，立即请了云南最好的书法家翰墨书写，精心装裱，作为别出心裁的厚礼送往南京。

　　由于时光久远，我们已经无法看到那幅体现艺术匠心的艺术品，也难以读到刘文典的溢美文字，但是，蒋介石看了之后掩饰不住兴奋，将其挂在显要位置的举动说明了这件礼物从内容到形式的完美。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蒋介石作祝寿文歌功颂德成了刘文典有罪的证明。在那个人人都迫不及待地掩盖和洗刷旧社会痕迹的特殊时代，刘文典丝毫没有否定他曾经的作为。他毫无隐瞒地对儿子刘平章承认写过祝寿文，他说，1928年自己同蒋介石的矛盾冲突，是因为看不惯蒋介石在处理学潮时的蛮横与武断。而抗日战争的胜利，蒋介石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在国家与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个人的恩怨是无关紧要的。他之所以写祝寿骈文，绝不仅仅是为了卢汉支付的丰厚润笔。

　　刘文典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为蒋介石写祝寿骈文，是他骨头另一种形式的正直和坚硬。和1943年不同的是，此时的刘文典已经不须为稻粱谋了，这让他的骨骼有了更多的钙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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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为蒋介石写祝寿骈文，是他骨头另一种形式的正直和坚硬。和1943年不同的是，此时的刘文典已经不须为稻粱谋了，这让他的骨骼有了更多的钙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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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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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一个靠骨头奠基用气节建筑的精神世界中，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的刘文典称陈寅恪教授为他十二万份佩服的教授之教授，除了学术的原因之处，宁折不弯的骨气，更是他们精神沟通的内在联系和必然结果。

　　中研院院长选举13年后，陈寅恪更是以一种惊世骇俗的姿态拒绝了权力的重压，这就是中国教育史和学术史上不朽的科学院事件。同刘文典顶撞蒋介石不同的是，此时历史已经进入到了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示了两个王朝的更替，表明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见证一个王朝覆灭和另一个王朝新生的人是不幸的，两个王朝更替让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作出艰难复杂痛苦的选择。在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迁徙台湾的混乱中，蒋介石抢救人才的名单上，陈寅恪和刘文典的名字赫然其中，他们只须前进一步，登上停在机场等候的飞机，从此之后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种结局。然而，他们拒绝了一个政权的“抢救”，他们深深留恋这片曾经用骨头捍卫过的广袤大陆。

　　陈寅恪与胡适握手告别，目送着前来抢运他的飞机失望地离开南京。在上海短暂休整之后，他便携家人乘船南下，前往广州，成为了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盼望已久的座上客。即使到达广州，陈寅恪也没有从国民党抢运的目光中消失。教育部长杭立武和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拉着财政部长徐堪，找到陈序经，用哀求的姿态表示，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马上给他十万港币和新洋房。

　　杭立武、叶公超和徐堪都不知道，这个时候，任何条件都不可能动摇陈寅恪留在广州的决心了。坚硬的骨头，隐藏在皮肤和肌肉的深处，只有X光，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坚硬和刚强。不仅国民党的杭立武、叶公超、徐堪没有看清，后来共产党的郭沫若、李四光、汪篯也几近失明，致使他们的钢钉在陈寅恪的骨头上弯折。

　　科学院事件的起因首先在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判断失误。在此之前的1949年，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在会谈中多次问到陈寅恪。毛泽东措手不及，回国后四处查找，终于在岭南大学寻到了陈寅恪的下落，毛泽东指示广州当局善待这个苏联最高领袖反复提到的大学教授。

　　四年之后，中共中央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罗列了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权威。后来有人发现，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名单中，缺少了一个政党和政治范围之外而又不能遗漏的名字：陈寅恪。

　　在郭沫若的学术布局中，陈寅恪是他领导的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的所长。郭沫若热情招手，在旁人看来无异是陈寅恪的喜讯和福音。所以，陈寅恪的得意门生，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就自告奋勇充当了南下的说客，郭沫若院长和李四光副院长的两封亲笔信，更是让主动请缨的汪篯信心十足，踌躇满志。

　　像过去学生时期一样，汪篯一进康乐园就下榻在了老师家中。这个22岁便追随恩师陈寅恪研究隋唐史并且成就卓著的学者，此时出现了严重的误判，他没有想到恩师听了他的来意之后突然变色，勃然大怒，把他赶出了家门。

　　肩负了北京重托的汪篯极力挽救，陈寅恪却气节如钢，丝毫不为所动。无奈之下，汪篯记录了陈寅恪的一次谈话，形成了后来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后人已经无法想象汪篯回北京复命时郭沫若等人读到这些坚硬的文字时的心情与态度。这种石破天惊的话语，对北京高层的震撼绝对是爆炸性的。见证这场惊世骇俗的谈话的冼玉清和黄萱两位陈寅恪的助手，都一致对陈寅恪的决断和激烈态度提出了善意的劝说，但是陈寅恪已经是射出去了的箭矢，不可能回头了。陈寅恪还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如果答应了我的条件，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陈寅恪亲手关死了通往北京的那扇招贤的大门。关门这个动作看似轻而易举，其实是非常沉重的。三年之后，陈寅恪就感觉到了后果和代价。在1958年全国高校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运动中，郭沫若、范文澜先后用文字开展对陈寅恪的讨伐。范文澜在《人民日报》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古薄今》的文章：“胡适，经过我们近几年来大规模的批判，一般的说，我们史学界已经看清楚了。但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自觉的胡适门徒，直到今天还坚持学术独立的看法，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拒绝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六亿人民服务；也就是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去。这种人是极少数，但是必须对他们开战。”这种宣战在郭沫若那里，表述得就更加直裸和激烈，硝烟味和杀气就更浓烈了。郭沫若在他的《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中说：“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到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

　　郭沫若点名道姓的批判立刻引来了中山大学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血腥味弥漫的文字让陈寅恪不寒而栗，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看到了他头上悬着的政治利剑。但是，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没有害怕和退让，他用愤怒予以回击。陈寅恪致书中大校长，表示：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校园，以不见为净，不闻自安，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以不见不闻了却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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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文化大革命，是考验一个人骨头硬度纯度的试金石，是精神的炼丹炉。

　　汪篯游说老师失败，在回京的路上，他的心中充满了失望，但是，他对陈寅恪却没有丝毫怨恨。作为一个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汪篯心中有一种预感。

　　回到北京，汪篯遭到了比他年长的陈门弟子的埋怨甚至批评。师兄们认为他不该用官腔同恩师谈话，更有人斥责他不知天高地厚。师兄们的批评，成了压在汪篯心中的沉重石头，多年之后，他一直没有轻松过。在一次北京召开的全国通用教学大纲讨论会上，汪篯见到了中山大学出席会议的刘节和陈锡祺。汪篯向他们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愧疚，并买了一包陈寅恪喜欢的食品，请陈锡祺带给老师。

　　陈寅恪以一种高兴愉快的心情，接受了学生的一片心意。文化大革命中，汪篯忍受不了非人的迫害和屈辱，用自杀作为对过去政治幼稚的内心反省和对文革的抗议，他比他的老师先行离开了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当他在另一个世界见到陈寅恪的时候，汪篯一定会反思自己的行为。

　　刘节是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作为导师，陈寅恪对他的影响不仅是学术上的，更是人格和气节方面的。刘节常常以惊人之语向社会宣示，他的真话，每一个字的背后都可以看到他的老师陈寅恪的影子。1957年的“大鸣大放”，刘节说：“过去帝王还有罪己诏，毛主席没有作自我检讨还不如封建帝王。”大跃进中，刘节更是直言不讳：“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人人一起发疯倒是真。”在课堂上，刘节经常公开宣扬：“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只要我们真的是求真，是可以殊途（指与马列主义）而同归的。”“现在我还不能用马列主义来讲课，只是将材料编起来，不一定要用马列主义才能得到研究成绩，这是从批判胡适开始以来的一股歪风，是要不得的。”

　　对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见解，刘节比一般的陈门弟子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情。陈寅恪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辉的文字，深深地刻在王国维纪念碑上。而刘节，正是王国维沉湖之后极力请求陈寅恪作纪念碑文的学生。王国维纪念碑上的汉字，每一个都与气节有关，每一个都留在了刘节的心上。所以，当十年后陈寅恪病入膏肓，灭绝人性的红卫兵强行把陈寅恪抬去大礼堂批斗，拼命阻拦的陈寅恪夫人唐筼被红卫兵推倒在地之时，刘节以极大的勇气站了出来，自愿代替陈寅恪上台接受批斗。那些本该由陈寅恪承受的拳脚无情地落在刘节身上，疼痛和耻辱没有压弯一个书生的骨头。刘节昂首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在一个草菅人命的年代，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的骨头都能敲击出金属的响声，即使是陈门弟子，即使是在中山大学的校园里，在政治的高压之下转向，甚至向陈寅恪先生射出致命的冷箭，都折射了人性的另外一面。文化大革命中，热衷政治，背离了学术良知，将批判的矛头对准自己的老师陈寅恪，周一良和金应熙都让陈寅恪愤怒和伤心。然而，历史总会回归主流，体现它真实的面目。在时间的照耀下，一些陈寅恪先生生前无法看到的人性会像自然界的野花一样盛开在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纪念碑前。在陈寅恪诞辰110周年之时中山大学举办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周一良请人宣读了《向陈寅恪先生请罪》的发言。这个良知复苏却无颜面见老师的老人说：“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迷途知返”这个词非常准确地表达了周一良的痛悔和内疚，对于周一良来说，这是一个在人性的辞典中迟到了的成语，但这四个字的分量，却也是需要骨头来支撑的。

　　我曾经许多次地想过，如果陈寅恪接受了北京的好意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他也未必就会放弃自己的学术主张，倒是会更加让权力头疼与难堪，其结局不会比他的学生汪篯更好。这让我想起流传甚广的一段政治轶闻，即毛泽东回答别人提问，若鲁迅现在活着，要不为新的政权歌功颂德，要不在监狱中失去自由而闭嘴。在国民党政权面前，鲁迅用辛辣尖刻的文章证实了自己骨头的硬度，并从此成为了民族英雄和伟大旗手。

　　陈寅恪不是鲁迅，这个与鲁迅同学日本的书生，在鲁迅得到政党的青睐之后，立即就隐藏了他同鲁迅的良好关系，他拒绝攀附名人给自己带来荣耀。

　　民国时期公认的好人，被许多人引以为“朋友”的胡适，也是在权力的礼遇面前丝毫不乱，难以收买。

　　能够给予胡适这样的名人礼遇的当然不是一般的人，非权力炙手者无法对别人施以恩宠。在胡适那里，国家领袖蒋介石给予过他许多应当感恩戴德回报的礼遇。

　　在任何一个时代，封官都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恩宠。在掌握了权力的政客那里，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法则。蒋介石多次邀请胡适当总统，自己做行政院长。至于以私谊的名义请胡适吃饭叙谈，征求他对国事的看法，则更是蒋介石的一种日常行为了。但胡适从来没有为当官所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蒋介石得知胡适想在南港找一块地，盖几间小房，为他从美回国之后的写作作安排之后，即表示要在中央研究院旁边拨一块地为胡适建房，也被胡适坚决拒绝了。

　　在1958年4月隆重举行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暨第三届院士会议上，蒋介石亲自出席了会议并致词。蒋介石亲历了抗战时期在重庆选举中央研究院院长时那场让他颜面尽失的风波，他对作为社会精英的中研院院士们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了解，院士中的许多人甚至是他的亲信和朋友。因此，蒋介石出现在学术界最庄严的场合中，无疑表示出他对于知识精英们的重视，还有对于他所看重的胡适的支持。

　　我在有关资料上看到过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同胡适的单独合影。两人坐在椅子上，表情轻松，神态自然。蒋介石身着中山装，风纪肃然。胡适则是西装革履，胸前佩有胸饰，照片给人一种和谐亲密的假象，没有人能够看出照片背后胡适与蒋介石的对立。

　　站在总统的立场上，蒋介石把政治放在首位。他认为中央研究院为学术最高机构，当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大任，“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惟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吾人一切努力终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蒋介石在致辞中还提到了“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等涉及到历史运动评价的话题。

　　接下来的答谢辞，主角自然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了。在所有人的理解中，答谢辞无疑是用感激、感谢以及责任等客套装点的一种礼仪。但是，在1958年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这个隆重、庄严的仪式上，胡适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总统，你错了！”这是胡适答谢的第一句话。就在蒋介石无比的错愕和与会者的惊诧中，胡适又说：“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上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

　　此时蒋介石的错愕变成了愤怒，他勃然变色，拂袖起立。若不是随员拉住衣角示意安抚，场面将不知如何收拾。

　　胡适似乎没有把蒋介石的不满和愤怒放在眼里，他对蒋介石的不敬还没有划上句号。第二年，蒋介石准备修改宪法，取消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为他继续当选总统扫除障碍。胡适再一次不识时务，发表声明，公开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三次连任总统，并拒绝担任即将召开的“国大”主席团主席！

　　胡适是一个心胸豁达的人，性格温和，待人热心，急公好义，一生中帮人无数，被许多人视为解救苦难的活菩萨，是民国时期公认的好人，所以“我的朋友胡适之”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口头禅和许多人的荣耀。然而，在学术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原则上，他却是一个不知退让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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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一个心胸豁达的人，性格温和，待人热心，急公好义，一生中帮人无数，被许多人视为解救苦难的活菩萨，是民国时期公认的好人，所以“我的朋友胡适之”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口头禅和许多人的荣耀。然而，在学术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原则上，他却是一个不知退让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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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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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自孔夫子提倡“学而优则仕”以来，当官入仕就成为了读书人向往的一个目标。一顶乌纱，也就成了读书人成功的一个标志。隋代确立科举取士体制以后，在长达130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不知有多少读书人为了一个官职投机钻营，熬尽青丝。而真正皓首穷经，不为乌纱所动的文人可谓凤毛麟角。

　　陈寅恪拒绝当官，是为了保证独立人格和学术自由。这些与政治有关的原因，在他发自肺腑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表露无遗。半个多世纪之后，当我们用虚拟的方式研究历史，推断前人的时候，依然无法寻觅到陈寅恪顺应时代潮流，屈就为官的任何可能，政治、经济、气候、生活，没有任何因素比他一贯主张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更为重要。圣人孔夫子学而优则仕的古训，在陈寅恪身上，却是一条无效原则。

　　对于独立知识分子来说，当官的代价是沉重的。任何时候，你必须无条件地听命于权力，必须牺牲个人的尊严。陈寅恪无法在权力面前弯下自己的腰身，所以他选择了一种惊世骇俗的答辩方式。因此，悲剧来临就是一种必然的逻辑。

　　1917年开始的时候，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发表就职演说。他用慷慨激昂的语调表明了大学的性质，抨击了种种不正常的教育现状：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同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实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娱也。自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局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提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

　　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光阴，丝毫没有磨灭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光辉，这些简短的文字历经了日月的淘洗，如今像坚硬的礁石，露出了时间的水面。如果不是那些让后人略感生疏的文言虚词，我们一定会以为这些告诫和指弊针对的是当下的大学和如今的现实。

　　在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讲的那个时代，官员并非是人人向往的职业。知识分子中，屡屡有人拒官躲官。

　　郑天挺在西南联大当教授的时候，正值困难，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深火热。郑天挺夫人病逝，五个幼儿托付给弟弟，一个人的工薪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在他做梦都想到钱的时候，学校领导让他出任联大总务长。郑天挺一口拒绝了校方的好意，此后又多次在汤用彤、黄子坚、查良钊、冯友兰、杨振声等校领导的劝说下不改初衷，多次表态，只愿专心教书做学问，不想当官入仕途。到了后来，只要看到校长梅贻琦的身影，郑天挺就远远地躲避起来了。

　　郑天挺虽然是个书生，只顾埋头教书做学问，但是，他不会不知道大学总务长手中掌握的财权和物权。只是，一个人的尊严和骨气让他选择了一条清贫的道路，这种信念是不能因为贫困而动摇更改的。在当年的西南联大，抱持理想和信念的不止郑天挺教授一人。鉴于西南联大教授们在飞涨的物价面前生活困苦的现实，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给西南联大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特别办公费。不料冯友兰、张奚若、罗常培同联大25位学院院长和系主任集体联名上书，谢绝这份特殊照顾。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的话说得掷地有声;“同人等献身教育，愿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并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力。”

　　郑天挺拒绝当官，拒绝当官带来的一切利益，这是一种自觉。冯友兰、张奚若们手中握有行政权力，却拒绝政府给他们加薪的好处，这也是一种自觉。任何一个时代，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需要金钱的，西南联大的书生们，他们的言行举止，让我们这些后人看到的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象，看到了一种与如今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异端。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的1939年，李方桂从美国学成归来，回归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正在为史语所语言组主任一职空缺无人烦恼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心中一亮，即决定请李方桂出任史语所语言组主任。但是，傅斯年打错了算盘，他的好意不仅遭到了李方桂的拒绝，而且还遇到了他的羞辱。

　　李方桂年轻时就立志以学术研究为毕生事业，对官场政客早有厌恶心理，对热心政治的上司傅斯年颇有不屑。因此，当傅斯年提出请他担任史语所语言组主任时，李方桂不但没有感谢，反而冷语相讥：“在我看来，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愣住了，继而脸红耳赤。他没有想到学富五车，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的人，在手下的研究人员心中，竟是一个三流人才。脾气暴躁，素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此时却毫无脾气，他掏出手巾擦干额上的汗水，躬身向李方桂作了一个长揖，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若干年之后，李方桂回忆起这段让上司颜面尽失的往事时说：“傅斯年人挺好，在政治方面他颇是个人物。他是研究所所长，一度曾是什么参议员之类的政界人物……因此他太忙，而我这个人又对政界没兴趣，自然就同他无话可说。”李方桂这些解释的背后，掩饰不住一个书生对官场官员的轻视和厌恶。

　　其实，被李方桂不屑的傅斯年也是一个杰出的学人，他当了官之后，也依然操持了一个书生的本色，他没有把当官作为发财的手段。他运用个人的智慧和能力，为抗日战争乱世中的中华学术研究保留下了宝贵的火种，最后在台湾大学校长岗位上突然去世，蒋介石亲笔书写“国失师表”表示哀悼，并亲临傅斯年追悼大会。1950年的台湾海峡，是谁都无法突破的政治壁垒。整个中国大陆，只有同傅斯年相知相交的陈寅恪，冒着头颅落地的危险，写下了最沉痛最深刻的悼念文字：

　　不生不死最堪伤，就说扶馀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在正义与独立自由面前，身在官场的傅斯年也是一个风骨高扬的耿介之士。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一次演讲中用傅斯年的行为例举独立精神时说：1944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淮河左岸

　　在正义与独立自由面前，身在官场的傅斯年也是一个风骨高扬的耿介之士。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一次演讲中用傅斯年的行为例举独立精神时说：1944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淮河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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